昨日的世界(51)_茨威格

五一

　　§九　1914年大战伊始时刻

　　即便没有那场席卷欧洲大地的灾难，1914年的夏天也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很少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丽、繁盛，我几乎想说，更是夏天。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的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林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至今，当我一说出“夏天”这个词，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灿烂七月天。那些日子，我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小城巴登（Baden）度过的。贝多芬就喜欢将这里选为夏居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这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就是想将这一整月全身心投入工作中。这个夏天余下的时间，我打算去那位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乡下别墅。在巴登，不必离开小城就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那美丽的、起伏的森林，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毕得迈雅”风格^①的低矮房屋之间，这些房子还保留着贝多芬时代的简朴和优雅。人们到处都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和餐厅，与那些兴高采烈的疗养客待在一起，在疗养公园里参加花车庆典，或者去寻幽于寂寞的小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乐兴趣。

　　①“毕得迈雅风格”（Biedermeierstil）指的是在1815—1848年间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和艺术，其基本主旨是强调小市民的生活舒适，体现为对大自然的理想化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在文学、音乐、戏剧建筑以及家具、室内装饰、服饰等方面形成一套独特的风格。在民居建筑方面，以典雅和外形朴素为特征。维也纳附近的巴登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消夏之地，是“毕得迈雅风格”建筑的重镇。

　　6月29日是圣人“彼得和保罗纪念日”，这一天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从来都是节假日。在头一天晚上，已经有很多游客从维也纳来到巴登。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高兴地、无忧无虑地聚集在疗养公园来听音乐。那天真是让人感到舒适愉快，栗树上方的天空一片辽阔，了无云朵，真是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日子。大人和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们已经觉得这首个仲夏节日已经为整个夏天做出了预言：舒适的空气，满眼绿色，让人能够忘掉平日所有的忧虑。

　　我坐在疗养公园中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地方读书，今天我还知道当时自己读的是什么书：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j）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专注入神。不过，树间的风、鸟的鸣啾和疗养公园里的音乐还是能同时进入我的意识当中。我能清楚地听到旋律，同时还能一点儿也不受打扰，因为我们耳朵的适应能力如此之强，一种持续的声音，一条轰鸣的大街，一条潺潺水流的小溪在几分钟以后就完全融入我们的意识当中。反倒是只有出其不意的节奏上的停顿，才会让我们竖起耳朵来。

　　当演奏当中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停住了阅读。当时乐队演奏的是什么曲目，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感觉音乐一下子就停住了，我本能地将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人群原本差不多如一个流动的浅色块在树间徜徉，现在似乎也有所改变。他们也都突然之间停在自己的动作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演出场地音乐亭子。这也很奇怪，因为这里的音乐会一般都有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一定有什么原因。我走近一些才注意到，人们在音乐亭子前面东一伙儿、西一伙儿地聚在一起，个个神色紧张，挤着看一条刚刚贴出来的告示。几分钟以后我知道了，那是一份急电：弗朗茨·斐迪南王储陛下及其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队的途中，遭遇政治谋杀殒命。

　　知道这一刺杀消息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传递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请允许我诚实地说出真实情形：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到特别的震惊或者痛苦，因为王储一点儿也不招人待见。我还记得在我很小时，当皇帝唯一的儿子、皇太子鲁道夫（Rudolf）某一天在马耶尔林宫（Mayerling）被发现遭到枪杀时的情形。当时全城人都悲恸万分，大街上人多得不可思议，人们蜂拥着争相看一眼灵柩，竞相表达对皇帝的同情，对这桩不幸所感到的震骇。这是皇帝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人们把他看成哈布斯堡皇室里最进步的人，在为人方面最招人喜欢，最值得期待，却不幸英年离去。

　　弗朗茨·斐迪南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正好缺少那种要想在奥地利真正讨人喜欢所需要的无比重要的特质：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以及待人处事的方式。我经常在剧院里观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身躯魁梧，目光冰冷而僵硬，一次也不向观众投出友好的一瞥，或者用真心的掌声来给演员以鼓励。人们从来也看不到他笑，没有哪张照片上能看到他有放松的姿势。他不懂音乐，不懂幽默，他的王妃看人的目光也同样那么不友好。在他们两个人的周围，空气像铁一样生冷。人们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人们也知道，老皇帝从心里恨他，因为他有王储想上位的那种急不可耐，又不知道策略地将其掩盖起来。

　　我几乎都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粗脖子，有着冰冷而僵硬目光的人，早晚会出什么事。有这种预感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的人遍及全国。因此，他被谋杀的消息没有带来很深的同情。两个小时以后，在人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有深重悲哀的迹象了。人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到晚上餐馆里又开始演奏音乐了。在这一天，很多奥地利人会静静地松一口气：皇位继承人这个位置终于给备受人们喜爱的年轻的卡尔公爵让出来了。

　　第二天，各家报纸理所当然都刊登了详细的讣告，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刺杀事件的愤怒。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事件会引发针对塞尔维亚的政治行动。让皇室感到头疼的是这一死亡带来另外一种忧虑，那便是葬礼仪式。以弗兰茨·斐迪南的王储身份，尤其是他在为皇室履行公务之时遇害身亡，按理说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皇室墓地（Kapuzinergruft），也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历代葬所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生前与皇室进行过长时间愤怒的抗争之后终于与一位肖台克女伯爵（Gräfin Chotek）结婚。她也出身于高级贵族之门，但是按照哈布斯堡家族几百年的秘密家法，她与王储并不门户相当。

　　在重大仪式场合，其他大公王妃都要求自己的待遇要优于这位其子女没有皇位继承权的皇储妃。即便面对死者，宫廷的傲慢也不会有丝毫退让的。怎么？一位肖台克女伯爵入葬哈布斯堡皇室墓地？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发生！于是，大肆的计谋活动开始了。女大公们川流不息地去老皇帝那里说项。一方面普通百姓被要求公开地表示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宫廷里却在上演一场激烈的敌意较量。像通常的情况一样，死人反正是没处去说理的。典礼官编造出一种说法：死者生前曾经表达的愿望是，让自己在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阿尔茨台腾（Artstetten）入土为安。

　　以这样一个假装尊重死者遗愿的借口，公开的遗体告别、出殡等一切仪式以及所有相关的尊卑之争也就都悄悄地压下来了。两位谋杀遇害者的灵柩被静静地运往阿尔茨台腾，并在那里得到安葬。永远爱看热闹的维也纳原本把这也当成一个大好机会，现在已经开始忘记这个悲剧性的事件。毕竟，维也纳人经历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夫皇太子的暴力惨死，以及皇室成员各种丑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老皇帝会孤独而不可撼动地经受住发生在家庭中的种种磨难。再过几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这个名字和形象就将会永远从历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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