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9)_茨威格

四九

　　在帝国的内部，各民族之间对抗的压力在增加；在帝国外部，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德国都在等着瓜分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德国克虏伯公司和法国的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在外国的“人肉材料”上试验自己的大炮产品，就如同后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他们的飞机一样。巴尔干战争让我们越来越多地陷入湍流当中。人们总是惶恐不安，又总是能长舒一口气：“这次还没有。但愿永远不会发生！”

　　以往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重构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重构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容易千倍。它们没有写在官方的事件纪录当中，而更多的是写在细小的个人插曲当中。这是我现在要插入的。说实话，当时我没有相信会发生战争。但是，有两次我却在清醒中看到了战争的影子，这让我的灵魂大为震颤。第一次便是在“雷德尔事件”发生时，这一事件正如历史上所有重要的背景插曲一样少为人知。

　　我和这位错综复杂间谍戏里的主人公雷德尔上校只是点头之交。我们住在同一城区，只隔着一条小街。有一次，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一家咖啡馆里把我引荐给他，当时这位面容和蔼，会享受生活的先生正在咖啡馆里抽雪茄。从那以后，我们见面就彼此打招呼。但是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生活中为多少秘密所包围着，我们对那些近在咫尺的人的了解有多么少。这位上校外表上与一名普通奥地利军官并无差别，是皇储的亲信：他被委以重任，掌管军队的秘密情报局，并负责破获敌方的谍报机构。

　　1912年，在巴尔干危机期间，俄国和奥地利都在进行针锋相对的部队调遣。现在终于真相大白，奥地利军队最为重要的秘密军情即“进攻计划”被卖给了俄国人。如果是在战争状态中，这肯定会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因为俄国人提前了解奥地利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步骤和节奏。这一背叛在总参谋部引起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雷德尔上校作为最高层的专业人士面临着去找到叛徒的任务，按理说这个叛徒只能出在最小的高层圈子里。外交部对军队部门的能力并不完全信任，这也是典型的各部门之间出于嫉妒而彼此针锋相对的做法，它在没有知会总参谋部的情况下，也展开了独立调查。外交部授命警察局在完成这一任务时除采取其他措施以外，还要对所有来自国外的信件进行检查，根本不要理会保护信函秘密的规矩。

　　有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Podwoloczyska）寄来的一封留局待领信，其地址是“歌剧晚会”邮箱。邮局打开了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六张或者八张1000奥地利克朗的钞票。这个可疑的发现马上就被报告给警察局了。警察局马上派出一名侦探到邮局窗口，只要有人来领取这封信件，就要将其立即逮捕。

　　有那么一刻，这出悲剧开始转向维也纳式闲适剧。中午时分，来了一位先生要求取走那封标有“歌剧晚会”信箱的信。邮局窗口的职员马上偷偷地给侦探发出了报警信号，可是侦探正好出去与人小酌。等到他回来时，只好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位陌生的先生已经乘坐一辆出租马车离去，方向不确定。马上，维也纳喜剧的第二幕就开始上演了。在当时，出租马车是非常时尚体面的双驾马车，车夫们觉得自己地位之高，是用不着亲手来擦洗车辆的。因此，在每一个停车的地方，都有一位所谓的“水工”，他的任务便是饮马擦车。所幸这位“水工”记住了刚走的那辆马车的车号。

　　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局都接到指令，该出租马车已经找到。马车夫还描写了那位先生的相貌，他去了“皇宫”咖啡馆，那也是我总能碰到雷德尔先生的地方。碰巧的是，在出租马车里还找到一把小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小刀来打开信封的。侦探马上赶到了“皇宫”咖啡馆。他所描述的那位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不过，侍者非常肯定地说，这人肯定就是他们的老主顾雷德尔上校，他刚刚回克罗姆塞尔旅馆（Hotel Klomser）去了。

　　侦探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了。雷德尔上校，奥地利军队的最高情报长官，同时也是被俄国参谋总部收买的间谍。他不光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现在人们也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为什么近年来由他派出的奥地利间谍在俄国不断地被逮捕、被判刑。一阵狂乱的电话联系开始了，最后电话终于打到了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那里。一位曾经目击这一场景的当事人向我讲述说，他在听了几个词以后，脸惨白得如同餐桌桌布一样。电话也打进皇宫，一次又一次地磋商。现在怎么办？警察方面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无法逃跑了。

　　当他想再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吩咐看门人一件事情时，侦探不动声色地向他走过来，拿出他的小刀客气地问道：“上校先生没有把这把小刀忘在出租马车里吗？”在这一刻，雷德尔知道自己败露了。不管他去哪里，都能看到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脸孔，他们在监视他。当他再回到旅馆时，两位军官跟在他身后，随他进入了房间，将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上。在这期间，宫廷里已经决定要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了结奥地利军队中如此不光彩的事件。直到夜里两点，两位军官在克罗姆塞尔旅馆雷德尔房间的门前走来走去。然后，从里面传来了一声枪响。

　　第二天，各家晚报上登载了简短的讣告，哀悼这位突然去世、功绩不凡的军官雷德尔上校。但是，整个的追捕过程中有太多人卷入，所以这个秘密无法被严守。人们一点一点地获知一些细节，从心理学的角度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释。雷德尔上校有同性恋的倾向，他的上司和同事对此一无所知，多年来他便落入敲诈勒索者的手中，最终将他逼向这条绝望的逃亡之路。整个军队都震惊了。大家都知道，在发生战争时，他一个人的行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奥地利王朝将因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奥地利才明白，过去的若干年里，世界战争离我们如此之近，近到我们都能听到它的呼吸。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战争的阴影如鲠骨在喉。碰巧第二天我遇见了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a von Suttner），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勇气的、了不起的卡珊德拉。她是出身社会最高层的贵族，早年在波希米亚的家族宅邸附近看见过1866年战争带来的惨状。她带着像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一样的激情，认为自己终其一生只有一个使命：要阻止第二次战争，阻止任何战争。她写作了长篇小说《放下武器》，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组织了无数次的和平集会；她人生中的最大胜利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为了对他的炸药造成的灾难进行补偿，设立了旨在推进和平及国际理解的诺贝尔奖。

　　她情绪激动地向我走来，平时说话那么平静，那么祥和的她在大街上就大声地喊：“人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又一次把什么都在我们面前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什么也不做，你们这些年轻人？这跟你们尤其有关！你们要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别总是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做这些，没有人听我们说什么。”我告诉她自己要去巴黎，也许真的可以尝试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为什么只是‘也许’？”她催促着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机器已经开动了。”我自己也感到不安，颇费周折才让她平静下来。

　　恰好是在法国，我经历的第二个个人插曲让我想到，这位在维也纳没有太被人当一回事儿的老太太是多么有远见地看到了未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插曲，但是对我来说尤其印象深刻。我在1914年的春天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图兰（Touraine）几天，凭吊达·芬奇的墓地。我们沿着风和日丽的卢瓦河岸漫步，到了晚上真心感到疲乏，于是我们决定到没有太多热闹的城市图尔（Tours）——以前我去那里瞻仰过巴尔扎克的故居——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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