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8)_茨威格

四八

　　从1900年到1904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费加罗报》和《晨报》上提到作为诗人的保尔·瓦莱里，马赛尔·普鲁斯特被看成是沙龙里的小丑，罗曼·罗兰则被当作知识渊博的音乐学者。他们都是在快到了五十岁时，荣誉那第一道羞涩的光芒才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最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全世界最好奇、精神生活最丰富的城市中，在不为人知的昏暗角落中创作出来的。

　　我有幸及时发现罗曼·罗兰，这纯属巧合。一位俄国女雕塑家在佛罗伦萨请我去她那里喝咖啡，以便给我看她的作品，她也想给我画一张速画像。我四点钟准时到达，但是忘了她是一位俄国人，对时间和准点有不同的态度。一位老奶奶——我听说，她曾经是雕塑家母亲的奶妈——把我领到了她的工作室，让我在那里等候。那里的杂乱无章，达到人想象的极限。旁边有四个小雕像，我在两分钟以内把它们看了一遍。为了不虚度时间，我伸手去拿一本书或者说几本散乱地放在那里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是《半月刊》，我记起以前在巴黎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有谁能一直关注这些小期刊呢？它们在全国到处都有，作为生命短暂的理想主义花朵一度出现，不久便消失。我拿在手里翻看，《黎明》，作者罗曼·罗兰，开始读起来，越来越震惊，越来越感兴趣。

　　这位对德国如此了解的法国人，到底是谁呢？很快我就因为这位俄国女士的不准时而对她满心感谢了。当她终于姗姗来迟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她也不太清楚。当我将其余的几册都看完了以后（这部作品尚未全部完成），我就意识到：这部作品，不是写给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写给所有的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兄弟之爱；这个人，这位诗人，在书里带来了道义上的全部力量：充满爱的见识，以及去获得见识的真诚愿望；经过甄别和沉淀的公正；对艺术那能让人联结的使命有着令人心情激荡的信任。当我们纠结于一份小小的宣言中的措辞时，他在静静地、耐心地做着实事：让各民族的人看到他们各自身上最值得珍爱的特殊品性。这是第一部完成的意识明确的欧洲小说；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睦邻关系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呼吁。它更有效力，因为它的受众要多于维尔哈伦的赞美诗，而它又比一切小册子或者抗议更有穿透力。一切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所希望、所渴求的东西，都已经在这里被他默默无闻地完成。

　　我到巴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打听他的情况。我总是想起歌德的那句话：“他学过了，他能教导我们。”我向朋友们问起他。维尔哈伦记得他的剧作《狼群》，是在社会主义者的“人民剧场”演出过的；巴扎尔热特听说过，罗曼·罗兰是一位音乐学家，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中找到十几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著作，七八部剧本，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在《半月刊》上发表的。最后，我寄给他一本自己的书，为的是找到一个关联点。不久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请我去他那里。一段新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同我与弗洛伊德、维尔哈伦的友谊一样，罗曼·罗兰的友谊也是令我收获最大的友谊，在某些时刻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值得记住的日子总是比平常日子有更强的色度。我至今还能特别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情形。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一座不显眼的房子：走上五层窄窄的楼梯，站在他的门前，就已经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安静。在这里所听到的林荫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声，一点儿也不比那扫过修道院花园中的树木之后，在窗下掠过的风声更响。罗曼·罗兰给我开了门，将我领到他那书籍一直堆到房顶的小书房里。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双特别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里，看到了我在人世当中见到过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这双眼睛，在谈话中牵动着来自最内在感觉的色彩和热度：在悲哀中它们蒙上一层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时显得深沉；在激动中发出闪光。

　　他的眼边因为读书和熬夜显得微微发红，唯有眼边之间的那对瞳孔奇妙闪亮，带着一种让人受益，让人兴奋的光芒。我带着一点儿恐惧的心情打量着他^①：他个子非常高，身体瘦长，走路时有点儿前倾，好像在写字台前度过的无数时光让他的脖子开始弯曲了。他面色惨白，脸上的线条极其分明，看起来更像是生着病的样子。他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好像在极尽可能来保护自己的身体能量；他几乎从来不出去散步；他吃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避免任何躯体上的紧张。直到后来我才惊奇地发现，在他这过着苦行生活的躯体中蕴藏着多么大的耐力，在这些看起来的孱弱之后有着何等强大的精神劳动力！

　　①这里描述的茨威格与罗曼·罗兰的相识是在1913年。罗曼·罗兰于1910年10月在巴黎遭遇车祸，身体受伤，导致几个月无法工作。出于这一部分原因，他于1912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授的职位，成为自由职业作家。二人初次见面之时，应该是罗曼·罗兰身体状况非常不佳的时候，所以茨威格“带着一点儿恐惧的心情”去打量他是可以理解的。

　　他几个小时伏在那小小的、堆满书籍纸张的写字台上写作，几个小时躺在床上看书，他给那疲倦的身体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或者五个小时，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放松方式便是音乐。他钢琴弹得特别好，那是一种令我难忘的轻柔弹奏，那么爱抚地敲击琴键，好像他不想从琴键中将音调逼迫出来，而是要将它们引诱出来。我以前在小范围内听过马克斯·雷格尔（Max Reger）、费鲁乔·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的钢琴演奏，没有哪位业内名流能像听罗曼·罗兰弹钢琴让我感到收获那么多与心爱大师的直接交流。

　　他的知识如此渊博，令人自愧弗如。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了解所有国家一切时代的问题。他知道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节拍，即便是加卢皮（Galuppi）和特勒曼（Telemann）最最生僻的作品，或者那些六流、七流音乐家的作品他也都熟悉。同时，他也充满激情地参与当代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像修士静修室一样简陋的地方，像是摄影机的暗箱一样反映着整个世界。在人际关系上，他享受着与同时代伟大人物的熟识和信任。他曾经是乔治·勒南（Georg Renan）的学生，是瓦格纳家里的客人，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这位为人品格甚至使其自身作品都黯然失色的伟人，那著名的《远方来信》就是写给罗曼·罗兰的。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这也总能引发我的一种幸福感觉——一种作为人的道德上的优胜，一种不带有任何骄傲的内心自由。这种自由，是一个强大灵魂自然而然所具备的。

　　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通过写作这本书他想尽到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我们现在必须去施加影响，每个人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出发，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到了需要警醒的时候，而且要越来越警醒。那些鼓动仇恨的力量，由于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张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进攻性；况且，这些力量背后还有物质利益，他们本来就比我们的力量更无所顾忌。

　　这种非理性已经成形，能看得见了，与之进行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为重要。我能感觉到他的悲哀，世间结构的脆弱让这个人遭受双重的打击。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赞艺术的永恒性。“它（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单一的人，”他这样回答我，“但是在对抗现实时，它什么用也没有。”

　　那是1913年。在我和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就从中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有责任不要毫无准备、毫无作为地去面对一次欧洲大战。罗曼·罗兰已经提前痛苦地将加固了自己的灵魂，这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在道德上胜出任何人。我们也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已经翻译了很多，让人注意到邻邦的诗人；我在1912年陪同维尔哈伦走遍德国，做旅行演讲。维尔哈伦的德国之行变成了象征性的德法关系和睦宣言。在汉堡，维尔哈伦与戴默尔当众拥抱：他们分别是法国和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我替赖因哈德争取到了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我们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诚挚、更深入、更令人兴奋。有时候在兴奋之中，我们会飘飘然，以为我们已经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拯救之路。但是，世界很少会在意这些文学上的宣言，它仍走在自己那险恶的路上。

　　在那些看不见的摩擦这一电流中，总有火星迸发出来。察贝恩事件^①、阿尔巴尼亚的危机、蹩脚的答记者问：这些每次总是一个小火花，但是，每一个都有可能引爆那些已经堆积如山的爆炸材料。尤其是我们奥地利人更能感觉到，我们处于不安的核心地带。1910年，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已过了八十大寿。这位早已成为象征的老人在位的时间不可能持续很长久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开始在人们的情绪中蔓延开来：在他过世之后，千年王朝的解体进程似乎是无法遏止的了。

　　①察贝恩（德语Zabern，法语Saverne）是今天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一座小城。普法战争以后，普鲁士在此地驻军。1913年，普鲁士士兵与当地一个法国民众发生争执，引发当地人大规模抗议，普鲁士军方采取了过激的军事手段引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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