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7)_茨威格

四七

　　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并非一无所有，空气自身中带着当时的节拍和韵律。它把这种腾飞无意识地挤入我们的血液，把它引导到我们的内心和大脑当中。在这些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时代的整体腾飞中吸收了力量，从集体的信心中，个人的信心得到了提升。我们这不知感恩的人类！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托举我们的波浪有多么强大、多么可靠。只有自己经历过那个普遍信任时代的人才明白，从那以后信任的程度就只有倒退，信任的量被蒸发。

　　这个充满力量的强大世界是多么壮观辉煌，从欧洲的每个海岸涌向我们的心脏。这些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情，也带来了危险，只是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当初那席卷欧洲的自豪与信心之风暴，也携带着乌云而来。也许上升的步伐太快，国家和城市都壮大得太快，而且那种充满力量的感觉也总是引导着人们和国家去运用或者滥用自己的力量。法国已经有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它还想要更多，还要再加上一个殖民地，尽管老殖民地已经管顾不过来了，差一点儿就因为摩洛哥而大动干戈；意大利想要昔兰尼加^①；奥地利兼并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德国暂时还没有份儿，但是已经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露出尖牙利爪。

　　①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一个比较大的省份。

　　欧洲各国都血脉贲张。从前那种富有成果的内部团结理念，现在都在各处同时发展成扩张的贪婪，好像受到了细菌的传染一样。赚得钵满盆满的法国工业界开始向同样满身油水的德国工业界发难，因为两家企业，德国的克虏伯公司（Krupp）和法国的施奈德——勒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汉堡的船运公司带来高额红利，与南安普敦针锋相对；匈牙利的农民对付塞尔维亚的农民；一家大公司对付另一家大公司。宏观经济上的蓬勃发展让大家日子都好过，人们折腾来折腾去，想要获取更多，更多。如果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地思考并来追问自己，为什么1914年会陷入战争，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出于理性考虑的理由，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起因。那次战争不是为了某个理念，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上的小地块。我今天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那次战争，也就是说，内在发展动力所导致的悲剧性后果。

　　这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积起来的结果，现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释放出去。每个国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强大的感觉，但是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每个国家都想要得更多，要从别人的手里拿过来。最糟糕的是，欺骗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最热爱的那种感觉：大家都抱着的乐观想法。每个国家都相信，他们能在最后一分钟将其他国家吓退。于是，外交官们玩起了彼此恫吓的游戏。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①、在巴尔干战争、在阿尔巴尼亚，都是同样的把戏。不过，大协作变得愈来愈紧密，愈来愈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实行了战争税，法国延长了兵役时间。多余的力量最终必然要释放出来，而巴尔干的风向标表明，战争的乌云正在向欧洲的方向移动。

　　①阿加迪尔（德语写为Agadir）位于今天摩洛哥南部，是一座靠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当时还没有出现惶恐，但还是有一种像炭火一样不息止的不安笼罩着我们。每次巴尔干上有枪声响起，我们都会感觉到轻度的不快。难道战争真的要降临在我们身上吗？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那是在争夺什么。慢慢地——太慢了，太迟疑了，我们今天才知道！——反对战争的力量在聚集。那是社会主义党，有几百万人在他们的章程中拒绝战争；有置于教皇领导之下的强大的天主教群体；若干有国际性业务的大公司；有为数不多几个有明见的政治家站出来反对那些背后的战争推手。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对战争的行列当中，但是一如既往地是孤立的单枪匹马，既没有结成联合体，也不够坚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惜是那种无所谓的被动样子。

　　由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战争造成的问题及其全部道义上的后果还没能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在当时那些著名人士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从根本上对这一问题做出讨论或者大声提出警告的文字。我们以为做到这样就足够了呢：我们在思想上考虑到整个欧洲范围；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自己的领域（这个领域对时局只能有间接影响）里，我们把超越语言和国家的和平沟通及精神结盟当作理想。恰好是新一代，他们最强烈地主张这种欧洲理念。在巴黎，我看到聚集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周围的一群年轻人，与上一代正好相反，他们拒绝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儒勒·罗曼（他后来在战争期间创作了献给欧洲的伟大诗篇）、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勒内·阿科斯（Rene Arcos）、让·里夏尔·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组织“修道院”（Abbaye）文化中心，然后是“争取自由”（Effort libre）文学社。他们是充满激情的战斗先驱，为将要来临的一体化的欧洲而战斗；他们毫不动摇地憎恶那些在战争的苗头中已经显现的军国主义。像他们这样一群勇敢，有出色的天才，道义上坚定不移的年轻人，在从前的法国很少见。在德国，当阿尔萨斯人的命运被置于两个国家之间时，是弗朗茨·韦尔弗尔（Franz Werfel）和他的“世界朋友”，用最有力的抒情诗来表达世界博爱思想的勒内·席克勒（Rene Schickele），充满激情地投身相互间的理解当中；意大利的博尔杰塞（G.A.Borgese）向我们发出了同志般的致意；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国家也不断有人给我们打气。“来我们这里吧！”

　　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让那些想让我们陷入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份子看看，你们奥地利人不想要战争。”啊，我们都热爱这个用它的羽翼托着我们腾飞的时代，我们热爱欧洲！我们都太不加疑虑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会在最后一刻阻止那荒诞的笑话。这也是我们唯一的过错。诚然，我们没有带着足够的怀疑去观察那些凶兆。可是，作为年轻人的真正意义，难道不就在于要去相信世界，而摒弃对世界不信任吗？我们相信饶勒斯^①，相信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组织；我们相信，铁路人在自己的同志像屠宰场动物一样被火车运往前线之前，就会将铁轨炸掉；我们以为，妇女们会拒绝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交给吃人的魔鬼。我们坚信，在最后的关键瞬间，欧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会宣告自己的胜利。我们那共同拥有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形成的乐观主义，使得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重视那共同的危险。

　　①让·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是活跃的反战主义者，1914年7月31日遭到暗杀。

　　况且，我们缺少一位组织者，一位能把在我们身上潜藏的力量有目标地集中到一起的人。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位警示者，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有识之士。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生活在我们当中，我们却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位命运要让他率领我们前行的人。对我来说，能够在最后的一刻还发现他，那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幸运情况之一。要发现他很困难，因为他住在巴黎，却不在那“喧嚣之地”。如果有人想写一本扎实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的话，就不能不去注意这个让人吃惊的现象：当时巴黎报纸上对所有能想到的诗人和作家名人盛赞有加，但是，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却没有被发现，或者他们的名字被置于错误的背景关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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