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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我很少能在其他地方比在他这里能更强烈地感受到犹太人的悲剧:在外表可见的一切出类拔萃之下,满是深深的不安和没有把握。我另外一些朋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智慧不及他的十分之一,在博学与对世界的了解方面不及他的千分之一,但是他们都对自身有着充分的把握。在拉特瑙的身上,我总是更能感觉到:他有着无法测度的聪慧,但是脚下没有根基。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一场冲突,永远有新的对立面出现。

  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人们能够想得到的一切权力,但是他不要成为他的继承人;他是一位商人,但是他要感觉自己是一位艺术家;他有百万财产,但是头脑里贯穿着社会主义的理念;他感觉自己是犹太人,却以基督教徒来标榜自己;他从国际视野思考,却将普鲁士文化奉若神圣;他对大众民主梦寐以求,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的召见或者咨询又让他倍感荣耀;对皇帝的弱点和虚荣他洞若观火,但是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虚荣。他那些无间断的各种活动,也许只是一种精神上的鸦片,好用来掩盖内心的焦虑,去消灭那种存于内心最深处的寂寞。

  1919年,在德国军队溃败之后,一份历史重任被指派到他身上:将遭受重创的国家从混乱中带出来,走上重生之路。在身负重任的这一时刻降临之际,他身上那些无尽的潜力终于合并为一股协调一致的力量。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唯一的理念:拯救欧洲。这使得他这位富于天才的人,成为一位伟大人物。

  拉特瑙充满活力的谈话中所蕴含着的思想上的丰富和明晰,可能只有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才能与之媲美。这些谈话除了让我看到远方,将我的思想地平线从文学扩展到历史以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拉特瑙一点的是:他是第一个建议我走出欧洲的人。“如果您只了解那个英吉利岛屿,您就无法理解英国,”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您不止一次走出我们的欧洲大陆,您也不会理解欧洲大陆。您是一位自由的人,利用您的自由!文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因为在这里匆忙是多余的。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完成无关紧要。为什么您不去一趟印度或者美洲?”这一偶然提起的词汇马上进入我的头脑,我决定马上按照他的建议行事。

  印度让我感觉到的不安且沉重,要超出我此前的料想。如此之多让我感到震惊的内容:那些骨瘦如柴的身躯的悲惨处境,那些黑眼睛射出的目光中饱含的了无愉悦的严肃,那里的风光经常单调得可怕,尤其是那些严格的阶级和种族上的分层,在去印度的船上已经开始上演了。我们的船上有两位动人的姑娘,黑色的眼睛,身材修长,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彬彬有礼,待人谦虚而且优雅。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注意到她们远离别人,或者被一种看不见的隔离物将她们和别人分隔开来。她们不去跳舞,不加入谈话,而是坐在一边读英语或者法语书。

  直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才发现,并不是她们要回避英国社交圈子,而是别人在远离这两位“夹生种姓”,尽管这两位动人的姑娘是一位巴黎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国女人所生的女儿。在洛桑的寄宿学校,在英国的女子家政学校,曾经有两三年她们受到与别人完全平等的对待。但是,在回到印度的船上,她们已经马上就感觉到这种冰冷的社会歧视,看不见,但是其残忍程度一点儿也不因此减弱。这是我第一次目睹种族纯净狂这种黑死病,它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的厄运要甚于真正的黑死病在几个世纪前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

  在旅行之初便遇到这两位姑娘,让我看问题的眼光变得锐利起来。我带着一定的羞愧,享受着当地人对欧洲人那种如同对待白种人上帝一样的敬畏(这种敬畏,如今由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早已消失了)。如果一位白人要出门旅游,比如去锡兰的亚当峰,必须要有十二个或者十四个仆人陪同,否则就低于他的“体面”水平。我没法摆脱这种不安的感觉:这种荒谬的关系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内一定会有变化以及彻底的转变,而我们身处舒适安全的欧洲对此还一无所知。由于有了这些观察,我所看到的印度并不是像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所描写的蒙着玫瑰红色的浪漫,而是一种警示。这次旅行在内心教育方面给我带来最大受益的,不是那些壮丽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也不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光,而是我所认识的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和世界,与一名作家在欧洲范围内能认识到的人完全不同。

  当时的人们还都比较节俭,也还没有像库克旅行社组织的这种休闲旅行,因此,那些能去欧洲以外旅行的人,无论他们身处哪个阶层或者社会位置,都可以说是另类之人:如果是一位商人,一定不是眼光狭隘做小买卖的人,而是一位大商人;如果是医生,则是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属于探险者那一类的企业家,一定是那种有着胆大、慷慨而无所顾忌的性格;即便是一位作家,也一定是有着比较高程度的精神上的好奇心。当时还没有能提供消遣节目的收音机,所以我在旅途中那些漫长的白昼和黑夜里,在与这些特殊类别的人进行交往时,所了解到的那些让我们的世界得以运转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过读上一百本书的收获。与家乡之间空间距离的改变,同时也让我内心的评判尺度发生改变。在这次旅行回来之后,某些以前我会斤斤计较的小事,会被我认为太小家子气。我再也不会将我们欧洲看成这个世界的永久轴心。

  ①库克旅行社是由托马斯·库克于19世纪中叶成立的一家旅行社,本部设在伦敦。在20世纪初,库克旅行社为全球旅游业的先锋企业。

  我在印度之行中结识的人,其中有一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了至今尚无法估量的影响,哪怕这些影响并不显而易见。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后印度的途中,以及在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的船上,我每天都与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夫妇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当时他作为德国武官前往日本履职。他有着挺直的细长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钩鼻子,他让我第一次见识到德国军队总参谋部军官的非凡素质和内在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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