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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七 走出欧洲

  难道时间的流逝在从前比在今天要快?或许,那是因为从前让我们的世界发生彻头彻尾改变的事情发生得太多?或许,欧洲大战前夜的那几年,我的青春岁月之所以变得模糊,是因为它们被消解在按部就班的工作当中?我进行创作,我发表作品,我的名字在德语世界为人所知,在外国我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有追随者,也已经有反对者,后者更能表明我的独特性;帝国的各大报纸都向我敞开大门,我不必再将作品寄给谁,而是被人约稿。但是,在内心深处我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所写的、所做的,拿到今天则全无分量。我们当年的抱负和忧虑,我们的失望和愤怒,在今天看来都太微不足道了。

  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如此繁多,它们强制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倘若我在几年前开始写这本书的话,我会提到与盖尔哈特·豪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沙洛姆·阿什、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与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因为这位老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下午不着调的故事,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严肃和难以形容的优雅)。我可能也会报告那些了不起的首场演出,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歌剧《玫瑰骑士》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关于卡尔萨文娜和尼任斯基的芭蕾舞演出,作为一位敏锐而好奇的观众我是许多“历史性”艺术活动的见证人。按照我们现今衡量问题之重要性的标准,一切与当下时代问题无关之事都不足挂齿。以我今天的视角来回顾,那些在我年轻时曾经将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远不如将我的目光引向现实的那些人那么重要。

  ①卡萨文娜(Tamara Platonovna Karsavina,1885—1978),俄国女芭蕾舞艺术家。

  ①尼任斯基(Vatslav Nijinsky,1890—1950),波兰裔俄国女芭蕾舞艺术家。

  在后者当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是一位在一个最悲剧性时代里掌管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十一年之前已经遭遇“纳粹”分子谋杀的第一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关系非常久远而且诚挚,开始的方式颇为特殊。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ian Harden)是当时十九岁的我最早的提携人之一,他主办政治周刊《未来》(Zukunft),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份期刊曾经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哈尔登是被俾斯麦亲自推入政治生活当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传声筒和避雷针。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搞下台,促使奥伊伦堡丑闻(Eulenburg-Affäre)发酵,让宫廷每个星期都在新一轮的攻击和爆料前发抖。尽管他的期刊做这些事情,哈尔登的个人所爱仍然是戏剧和文学。《未来》的某一期上刊登了一组格言,用的是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笔名,这些格言中蕴含的特别智慧以及语言上的凝练力量,马上令我耳目一新。作为该刊固定作者的我写信给哈尔登:“这位新人是谁?好多年来我都没有读过打磨得这么好的格言了。”

  给我的回信不是哈尔登写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我从信纸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断出来:他不是别人,正是柏林电力公司那位有通天之力的总裁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任职于无数个公司里的理事会,是那些“面向世界”的新式德国商人(借用让·保尔的说法)。他给我的回信诚挚而充满感激,说我的信是他的文学尝试所获得的第一份赞许。尽管他至少比我年长十岁,他还是向我坦言不知道该不该将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因为他毕竟是个门外汉,此前所做之事都是在经济领域。

  我真诚地鼓励他出书,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等到我下一次来到柏林时,我给他打电话。一个略带迟疑的声音回答说:“噢,是您啊。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点钟要出发去南非……”我打断他的话,说:“那我们下次见面好了。”但是,这个声音还缓慢地继续下去,好像他在思忖着:“不,您等一下……一小会儿……下午被开会给占了。晚上我得去部里,然后还有一个俱乐部晚宴……但是,您可以晚上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吗?”我同意了。我们谈到凌晨两点,六点他出发去西南非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受命于德国皇帝的公务出行。

  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细节,因为这些都是拉特瑙非常典型的特征。这位异常忙碌的人总有时间。我曾经在最艰难的战争日子里以及在“热那亚会议”马上召开之际见过他,就在他被当街枪杀的几天以前,我还和他一起在他遇害的那条街上驶过,坐的也是他遇害时乘坐的那辆汽车。他始终将自己的时间规划到每一分钟,也能随时毫不费力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能力,如同一具精密而准确的仪器,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讲话流畅无比,好像在读一张看不见的讲稿,他的每一个句子又都那么生动、清楚,如果他的谈话被速记下来,便是一份完美得足以付印的文字。他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对这些语言的掌握如同母语德语一样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让他难堪,他对任何谈话内容都不需要做特殊准备。

  在跟他谈话时,相比于他那不动声色中的丰富内容,对一切清晰而有总体把握的客观性,一个人会相形见绌地感觉到自己愚蠢,所受的教育有缺陷,对事情没有把握,头脑混乱。但是,在他思想里这种耀眼的圣光,这种水晶般的透彻中,有某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正如在他那有着最讲究的家具、最美绘画作品的住宅里的感觉一样。他的思想能力是一种天才的创造物,他的住宅如同一座博物馆,在他那座曾经为路易莎王后行宫的贵族式府邸中,那种秩序井然、条理清晰和一尘不染没法让人感到温暖。在他的思想中,总在闪烁着某种洞穿了一切,因而也没有实在质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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