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4)_茨威格

四四

　　此前在维也纳时，我自然也与军队里的人有过交往，那是一些友好的、热爱生活甚至是满有情趣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因为家境不特别好才逃进军队穿上军装，力图让自己在服役中过上尽量舒适的生活。豪斯霍费尔与那些人正好相反，这让人立刻就能感觉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属于上流社会。他的父亲发表过很多诗歌，我记得好像还在大学里当过教授。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在军事方面以外也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他被任命去实地考察日俄战争的旧地，因此他和太太都事先学了日本语言与诗歌创作。

　　在他的身上，我也再一次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想要精通任何学术领域，包括军事科学，那么他/她就必须跨出本专业的狭隘范围，与其他一切学科有所接触。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时，一整天都在工作：用望远镜观察各种细节，写日记和报告，研究词典。我难得看到他手里没拿着书的时候。他是一位出色的观察者，也知道如何去描述。我在从和他的谈话中，了解到很多东方之谜。回到欧洲之后，我也一直和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我们互相写信，去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去拜访对方。一场严重的肺病迫使他在达沃斯或者阿洛沙（Arosa）疗养了一年。离开军队的日子，有助于他转入学术研究领域。病愈之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承担了军事指挥之责。想到德国的战败，我经常对他怀有同情。他多年来致力于建立德国的国际地位，也许他在自己不为所见的退隐当中也参与打造了战争机器。如今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曾经在那里赢得了许多朋友的日本，如今站在获胜者的行列，成为德国的对手。

　　不久以后，事实就表明他是首批系统全面地考虑重建德国地位的人之一。他主编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期刊。如同在很多事情上一样，一开始我也没能理解这一新兴运动的深层含义。我确实以为，地缘政治学无非是在民族国家的相处中去考虑各方力量的较量。即便各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个词——我想这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我的理解也是在斯宾格勒意义上的，即这是一种相对的、随着时代而转化的能量，在时间性的周期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主张。豪斯霍费尔提出，应该更精确地研究各民族的个性特征，建立一种具有学术特质的常设性指导机构。当时我也以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以为这种研究只服务于各民族彼此走近的趋势。我无法肯定断言，也许豪斯霍费尔原本的意图也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不管怎样，我兴趣盎然地读他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也曾经引用过我的话），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

　　我听到的客观评价，都是表彰他的学术演讲非常有指导性，没有人指责他的理念在为一种侵略性的霸权政策服务，在为旧时大德意志诉求的新形式做意识形态动员。可是，当我某一天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用一种不言自明的音调说：“啊哈，是希特勒的那位朋友？”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感到惊骇了。首先，豪斯霍费尔太太根本不符合种族纯粹这一标准，他的儿子们（非常有天才，也非常招人喜欢）也根本经不住纽伦堡的“犹太人法”的推敲；其次，我也看不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思的学者与一位只在最狭隘、最血腥的意义上紧抓德意志精神不放，满腔愤怒的煽动家之间在精神上会有什么直接关联。

　　不过，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曾经是他的学生，是他让两个人建立起联系。希特勒原本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本能，能吸收一切对于达到他个人目的有用处的事情，因而他在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彻底挖掘了“地缘政治学”的内容，让它充分为自己的目标效力。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他们能将彻头彻尾的自私权力本能包裹上一层意识形态和准道德的遮羞布。他们使用“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给赤裸裸的侵略意图披上一件哲学的外衣。这个关键词因为其可定义性含糊不清而显得无大妨碍，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种最蛮不讲理的兼并，也可以借助这个关键词得到辩护，来表明它们在伦理上和民族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就这样，这位曾经的旅途伙伴不得不因为自己的理论受到希特勒的篡改而背负罪责——希特勒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根本上对他的理论做了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篡改。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位旅途伙伴对此是否有所了解，他自己是否也本意如此。希特勒的目标最初只严格地局限于民族国家以及种族纯粹方面，但是通过“生存空间”这一理论，他的政治转化为一个口号：“今天德意志属于我们，明天全世界属于我们！”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一个简洁有力的表述，由于词语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正如先前大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的统治这一表述，最终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恐怖和大众情感冲动。

　　据我所知，豪斯霍费尔本人在“纳粹”党里从来没有接受一个显要的位置，甚至可能都不是党员。在他的身上，我一点儿也看不到那种像今天那些善于耍笔杆子的新闻记者那种魔鬼般的“灰色高参”：他们躲在幕后，制订最危险的计划并用这些计划给元首提词。然而，在将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比较窄的国家范围推到更大的普世范围这一点上，他的理论所做的贡献要超过希特勒的顾问当中最无所顾忌之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许，只有当后人掌握了更多的文献材料以后，他们才能给予这个人物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在第一次海外旅行过后一段时间，我开始了前往美国的第二次旅行。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拥有的未来，这次旅行全无其他意图。我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为数极少的作家去那里，不是为挣钱，也不为做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只是为了做一件事：让自己关于这块新大陆相当模糊的想象与现实相遇。

　　我的这一设想是真正浪漫的，我不羞于将它说出口。美国对我来说，是沃尔特·惠特曼，是跃动着新韵律的土地，是即将降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在远渡重洋以前，我再读一遍伟大的《卡美拉多》中那些狂野的、奔涌而来的长诗行，我敞开胸襟带着兄弟一般的宽广胸怀，而不是带着欧洲人常有的那种傲慢踏上曼哈顿。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问我下榻旅馆里的门卫，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因为我想去拜谒一番。这一要求让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陷入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呢。

　　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有震撼力，尽管当时纽约还不像今天这样有着迷人的美丽夜景。当时的时代广场还没有灯光的瀑布，纽约也还没有城市的梦幻夜空——它们在黑夜中以几十亿个人造星星与真实的、真正的天空交相辉映。市容和城市交通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大手笔，因为新建筑艺术还不十分有把握地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中进行最初尝试。橱窗陈列和装潢品味上的大胆尝试还只是刚开了一个头。不过，在那座走动会让桥身轻微颤动的布鲁克林悬索大桥上向港口瞭望，在大道上石头砌成的峡道周围行走，也足以让人有所发现和兴奋。当然，这么连续下来两三天，兴奋就会让位于一种更为激烈的感觉：出奇的寂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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