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41)_茨威格

四一

　　好像在他启程之前，城堡剧院就开始有所行动了。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就可以将剧本的草稿拿给他看，而且他马上就预接受了这个剧本。担任凯恩茨周围次要角色的城堡剧院演员们都开始演练台词了。又一次，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投入就赢得了最高的奖项：城堡剧院，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而且城堡剧院里与女演员杜塞（Duse）齐名的、当时最伟大的男演员要在我的作品中担任角色：对于一位刚入门者来说，这似乎是太多了些。现在唯一存在的危险是：凯恩茨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前还会突然改变主意，但这不太可能！不管怎样，现在轮到我感到不安了。终于，我在报纸上读到约瑟夫·凯恩茨访问演出归来的消息。

　　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我不想他刚一回来就去打扰他。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来到了凯恩茨下榻的萨赫大饭店，将我的名片交给那位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去拜访宫廷演员凯恩茨！”那位老人透过他的夹鼻眼睛惊愕地望着我。“唉，看来您还不知道呢，博士先生？”不，我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早上，他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现在我才知道：凯恩茨访问演出归来时身患重病。在那些对他的病一无所知的观众面前，他像英雄一样成功地掩盖了可怕的疼痛，最后一次表演了他的伟大角色。

　　第二天他因为癌症接受了手术治疗。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寄希望于他能够恢复健康。我到他的病床前去看望他。他疲惫地躺在那里，瘦骨嶙峋，那双深色的眼睛在塌陷的脸上显得更大了。我大为惊骇：在他那永远充满青春活力，如此善于言说的唇上，我第一次看到有灰白色的胡子，我看到的是一位年迈的、行将就木的病人。他忧伤地对我微笑着，说：“亲爱的上帝还会让我演出吗，我们的那出剧？这会让我好起来的。”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却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会理解，继续坚持戏剧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情，在将新剧本交给剧院时我心里会有怎样的担忧。德语世界两位最伟大的演员，此生最后排演的是我的诗句，这让我开始变得有些迷信了——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又回到戏剧上。城堡剧院的新院长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Alfred Baron Berger）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他马上接受了我的剧本。我几乎心怀恐惧地看着那份经过挑选的演员名单，内心矛盾地长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名流！”这种厄运不会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了。然而，还是有貌似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当灾祸被挡在一个门的外面时，它会从另外一个门溜进来。我只想到了演员，没有想到剧院的院长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本人要亲自导演我创作的悲剧《海边的房子》，并且已经完成了导演手记的草稿。确实发生了：在初次彩排之前十四天，他去世了。

　　看起来，那种施加在我的戏剧作品上的诅咒力量还没有消退。即便在十多年以后，当《耶利米》（Jeremias）和《沃尔波内》（Volpo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各种想得到的语言登上各地戏剧舞台上时，我仍然感到不安。当我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Das Lamm des Armen）时，我有意做了有悖于自己利益的事情。当我把剧本寄给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Alexander Moissi）之后的第二天，收到了他的一份电报：我应该将首演中的主角留给他来演。莫伊西将语言的感官愉悦从他的家乡意大利带到德语的舞台上，这是此前讲德语的人还无由认识到的。当时，他是唯一堪称约瑟夫·凯恩茨继任者的演员。

　　他的外表有迷人的魅力，睿智而充满活力，而且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快乐的人，他给每个作品都注入一些自己的魔力：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比他更理想的演员来出演这个角色。然而，当他向我提出这个动议时，我想到了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他，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我知道，他从凯恩茨那里继承了那枚所谓的伊夫兰德指环（Ifflandring）——这总是由伟大的演员将其传给自己中意的继承人。他也会遭受与凯恩茨相同的命运吗？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缘故让这个时代的第三位伟大演员遭受厄运。出于迷信，也是出于对他的爱，我放弃了最完美的演员阵容，尽管这对我的剧作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尽管我拒绝他在这出剧中出演，尽管我此后再也没有将新剧本搬上舞台，我的舍弃也仍然没能保护得了他。尽管我没有哪怕再小的任何过错，还是一直被卷入意想不到的厄运当中。

　　我知道，这会让人怀疑我是在讲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释为邪恶的偶然。可是，继他们二位之后，莫伊西的厄运怎么解释呢？毕竟我已经拒绝他出演剧中的角色，也没有再写新剧本。事情是这样的：多年以后——现在我得打破时间上的顺序了——1935年的夏天，当时我正在苏黎世，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收到亚历山大·莫伊西从意大利的城市米兰发来的电报，他要在当天晚上特地来苏黎世与我会晤，请我务必要跟他见面。奇怪，我在想，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他觉得这么紧迫：我没有写新剧本，好多年来对戏剧也感到无所谓了。当然，我要见他，我确实把他当成兄弟一样来热爱这个热心、诚恳的人。

　　他从火车车厢里冲出来走向我，我们以意大利的方式互相拥抱。刚一坐进接站的汽车里，他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他要我为他做些什么。他要求我做一件事，一件大事。他说，皮兰德娄^①特别给他面子，将自己的新作《无从知晓》的首演交给他，况且那可不光是用意大利语演出，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级首场演出：要在维也纳用德语上演。像他这样的一位意大利大师，让自己的作品首先在外国上演，这还是第一次。即便是巴黎，皮兰德娄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但是，他怕自己散文诗句中的音乐性以及其中隐含的活力会在翻译过程中丢失，因此有一个殷切的希望，那就是不要随便找一位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他多年来都一直看重我的语言艺术。让我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他的作品上，皮兰德娄当然很犹豫说出口。于是，莫伊西就主动接手，由他来向我表达皮兰德娄的请求。

　　①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戏剧作家。茨威格在这里讲述的事情发生在1935年，此前皮兰德娄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确，当时我已经多年不做翻译工作了。但是，我和皮兰德娄有过多次愉快的会面，我太尊敬他了，不能让他失望；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借此向知己朋友莫伊西表达自己的同道之谊。我将自己手头的工作放下一两个星期；几个星期以后，我翻译的皮兰德娄的剧本在维也纳的国际性首演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该剧肯定会引起很大轰动。皮兰德娄已经答应亲自来参加首演。在当时，由于墨索里尼还是奥地利的官方保护人，因此，首相及其手下官员都已经答应出席观看首演。这个戏剧之夜同时也将是意大利——奥地利友谊（实际上，奥地利沦为意大利的附属国）的政治展演。

　　首次彩排开始的那几天，我正好在维也纳。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皮兰德娄，也很好奇地期待着听到我翻译过来的台词在莫伊西的语言中涌动。但是，在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有着魔鬼般相似之处的情形又发生了。我早上打开报纸看到这样的消息，莫伊西从瑞士到达维也纳时得了流感，由于他的生病，排演不得不推迟。我在想，流感不可能太严重。当我走近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病床上的朋友时，我的心跳动得十分激烈——谢天谢地，我安慰自己说，这不是萨赫大饭店，这是格兰特大饭店！对当年去看望凯恩茨而扑空的回忆，骤然如在眼前。完全同样的事情，又一次重复发生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身上。我不再能获允面见莫伊西，因为他已经陷入高烧昏迷当中。两天以后，我站在他身旁。不是在彩排场，而是在他的灵柩前，就和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我在这里打破了时间顺序，提及与我的戏剧尝试连在一起的神秘诅咒。当然，今天我认为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无非偶然而已。不过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相隔不久的离世，的确对我的人生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假如当初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将二十六岁的我的最初剧作搬上舞台，他们的艺术能让最孱弱的作品获得成功，我会因为他们的艺术快速地，也许快得没有道理地置身于公众舞台的聚光灯下，也会因此错过那些能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

　　不难理解，我当时感觉到这一切是遭遇了命运的迫害。戏剧从一开始就给了我自己从来不敢去梦想的一切，它先是显得那么诱人，然后又在最后一刻将其残酷地夺走。然而，只有在青年时代的最初若干年，偶然与命运似乎还是同一的。后来一个人就会明白，人生的真正轨道由内在力量来决定。不管我们的人生道路看起来如何混乱而无意义，偏离了我们的愿望，它最终还会把我们引领到我们那看不见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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