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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我的处女作发表得太早,早得几乎不合时宜,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到了二十六岁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我在年轻时代最美的收获是,能够与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人交往并建立友谊,在我自己的文学产出方面却不可思议地成了创作中的危险障碍。为了了解真正的价值,我学得太投入,这让我变得迟疑不决。由于勇气不足,我拿出来发表的作品除了译作以外,便都是比较稳妥的规模较小的中篇小说和诗歌。我远还没有写长篇小说的勇气(差不多还用了三十年)。

  我第一次尝试写作大一点儿的作品是戏剧。这第一次尝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试验,带给我一些好兆头。在1905年或者1906年的夏天,我写过一个剧本,当然完全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风格,是一部诗剧,而且是古典剧。这个剧本的名字是《忒耳西忒斯》(Tersites)。今天我会说这是一部只在形式上尚有可取之处的作品,我以后再没有让它再版——我三十二岁以前发表的全部作品,我几乎都没有让它们再版。不过这个剧本已经能看到我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我不愿意站在那些所谓的“英雄”那边,总是在被征服者身上看到他们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中,总是那些遭受命运摆布的人能吸引我;在传记中,吸引我的不是那些获得实际上的成功的人,而是那些单单在道德意义上行事端正的人:是伊拉斯谟而不是马丁·路德,是玛丽·斯图亚特而不是伊丽莎白一世,是卡斯特利奥而不是加尔文。

  所以,在我当时写的这个剧本中,阿喀琉斯也不是主人公,而是他的对手当中最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是经受苦痛之人,而不是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和坚定的目标给别人带来苦痛的人。我们将完稿之后的诗剧拿给任何演员看,哪怕在朋友面前我也羞于拿出手。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这种无韵诗写的剧本,加之古希腊的服装道具,即便出自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之手,也很难在真正的舞台上带来“票房价值”。我只是走形式一般将几份手稿寄给了大剧院,然后就把这件事完全给忘了。

  正因为如此,等到三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信封上有“柏林皇家话剧院”字样的邮件时,我感到多么吃惊。我在想,普鲁士的国家剧院想让我做什么呢。让我吃惊的是,先前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路德维希·巴尔奈(Ludwig Barnay)院长告诉我说,这个剧本给他留下了最强的印象,他也特别愿意接受这个剧本,因为在阿喀琉斯这个形象中,他终于找到了好久以来一直在为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Adalbert Matkowsky)寻找的角色。因此,他请求我,将这个剧的首演安排在柏林的皇家话剧院。

  我简直是高兴得目瞪口呆。当时,德意志民族有两位伟大的演员: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和约瑟夫·凯恩茨。前者是北德人,他那旺盛的活力,那令人倾倒的激情,无人能够企及;后者呢,是我们维也纳人,他那精神上的雅致,那令人望尘莫及的台词艺术,那能让词语时而悠扬时而铿锵的大师手法,总会使人感到幸福无比。现在,由马特考夫斯基来让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活起来,由他来在舞台上吐出我的诗,德意志帝国最令人景仰的剧院来扶植我的戏剧:似乎一个我根本没有去寻找的、无可比拟的戏剧前程要在我面前展开了。

  不过,在大幕拉起之前,永远也不要对一场演出期待太多,这是我从那时开始学会的。排戏确实开始了,一场接着一场,朋友们向我打保票说,马特考夫斯基从来没有比这次排演显得更出色、更像男子汉,因为他在朗诵我的诗。我已经订好了前往柏林的卧铺车票,在最后的时刻一份电报来到了:由于马特考夫斯基生病,演出推迟。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借口,就像在戏剧界常有的那样。但是,八天以后报纸上登出了讣告:马特考夫斯基去世。他那能够出色讲话的双唇,最后朗诵的诗作出自我的手。

  没戏了,我对自己说。就此结束。虽然现在有两家数得上的宫廷剧院德累斯顿和卡塞尔愿意排演这出剧,但是在内心里我已经觉得兴味索然。马特考夫斯基之后,我无法设想别人来演阿喀琉斯。但是,又有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消息。某天一大早,一位朋友将我叫醒,是约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偶然读到了这个剧本,从中看到一个自己想要演的角色:不是本来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忒耳西忒斯,这个悲剧性的对立角色。他马上为此事和城堡剧院取得了联系。院长保尔·施伦特(Paul Schlenther)来自柏林,是当时正在风行的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他以一位原则上现实主义者的风格来主持城堡剧院(这让维也纳人感到很气愤)。他马上给我写信说,他也在剧本中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但是看不到在首演之外还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没戏了,我心里再一次对自己这样说。一如既往,我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学作品都深深怀疑。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马上邀请我到他那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位我青少年时代崇拜的神灵站在我的面前——当年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恨不得去亲吻他的手和脚。他虽然年逾五旬,身躯如弹簧般轻灵,思想敏锐丰富,漂亮的深色眼睛让他的脸生机盎然。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即便在私人谈话当中,他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如此精致,每一个辅音都有打磨过的准确,每一个元音的跃动都丰满而且清亮。只要我听到过一次他朗诵的诗歌,再读这些诗时,头脑里会回响起他的声音:那铿锵的力量,完美的韵律,那了不起的跌宕起伏。我还从来没有带着这么大的乐趣去听德语。

  现在我看到,这位我年轻时像神灵一样崇拜的人,在我这位年轻人面前因为没有能够让我的剧本上演而表示歉意。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应该再失去联系,他强调说。本来他对我有一个请求。我差不多笑了:凯恩茨对我有一个请求!这个请求是:他现在有很多访问演出,为此他准备了两场独幕剧。现在还缺少第三个。他的设想是,这应该是一个短剧,尽量采用诗体,最好是那种喷涌而出的抒情段,他可以用自己卓越的台词技巧,一口气将这些台词浇注到屏息聆听的观众头上(这是德语戏剧中绝无仅有的舞台艺术)。他的请求是:我能给他写一出这样的独幕剧吗?

  我答应试试。有时候,意志能“指使诗兴”,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我完成了一出独幕剧的大纲,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这是一出洛可可风格的轻松剧,里面包括两大段抒情的、戏剧性的独白。我不由自主地从他的意愿出发来写下每一个字,我让自己去感受凯恩茨身上的那种激情,甚至他的吐字方式。于是,完成这个临时起意的作品成了一件少有的幸运之事:台词里面绝不光有娴熟的技巧,而是充溢着兴奋。

  三个星期以后,我已经可以将半完成的初稿拿给凯恩茨看,里面已经加进了一个“咏叹调”。凯恩茨由衷地感到兴奋。他当即将手稿中的长篇独白吟诵了两遍,第二遍时已经有着令人难忘的完美。我还需要多长时间?他问我,带着能让人看得出来的急不可耐。一个月。太好了!这太完美了!他现在要到德国去客演几个星期,一回来他必须马上开始排演,因为这个剧作是属于城堡剧院的。然后,他还对我承诺说:不管他到哪里演出,这出剧都在他的节目单上,因为这对他合适得如同一只手套一样。“像手套一样合适!”在由衷地和我三次热烈握手的同时,他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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