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9)_茨威格

三九

　　这是随时都可能断裂的最后一条细线，这个风烛残年的人间生灵出人意料地将魏玛的奥林匹斯圣山与维也纳城郊考赫巷（Kochgasse）8号这座房子连在一起。我提出了去拜访这位德梅丽乌斯（Demelius）太太的请求，她也愿意并友好地接待了我。在她的房间里，我认出了若干件那位不朽人物的家具，那都是歌德的孙女、她的童年朋友送给她的。那对烛台曾经立在歌德的写字台上，上面的徽章与魏玛弗拉恩普兰大街（Frauenplan）那幢房子的徽章相似。但是，这位老太太本身，不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吗？她满是稀疏白发的头上，戴着一顶“毕德麦雅”式的宽边帽，她的嘴巴周围满是皱纹，很愿意给我讲述她如何在弗拉恩普兰大街那幢房子住了十五年，度过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当时那里还不像博物馆，自从德国这位最伟大的诗人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家和这个世界，那里的东西就被保存起来，再不许别人去碰。

　　这位老人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有着最强烈的感觉，正如我们在老人们身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令我动容的还有她的那种愤怒：“歌德研究会”做了一件非常不得体的事情，他们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公开出版了她童年时代的朋友奥蒂莉·冯·歌德的情书。她用了“现在就迫不及待地”这个词！她完全忘记了，奥蒂莉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对她来说，这位歌德老人最喜欢的人还活着，还青春永驻。对她来说，这些东西还都是眼下的实在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早已变成了历史和传说！我总是能感觉到她周围那种幽灵般的氛围。我住在石头砌成的房子里，用电话交谈，开着电灯，用打字机写信，往上面走二十个台阶，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纪，站在歌德之生活世界的神圣影子当中。

　　我后来还多次遇到这样的女性，她们那长着苍苍白发的头顶曾经触碰过英雄的、奥林匹斯的世界。这其中有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李斯特的女儿，她总是那么强硬、严厉，然而她的身体姿态雍容无比；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斯特（Elisabeth Förster），她娇弱、身材矮小、自以为是；奥尔加·莫诺（Olga Monod），赫尔岑的女儿，儿时的她经常坐在列夫·托尔斯泰的膝盖上。我也曾聆听风烛残年的勃兰兑斯讲述他如何得遇惠特曼、福楼拜、狄更斯等人；听过理查德·施特劳斯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瓦格纳的情形。但是，最让我触动的，便是这位老人的头颅，那些曾经被歌德的目光注视过的人当中，她是最后一位尚在人世的！也许，今天我是最后那位可以说出这句话的人：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她的头曾经被歌德的手抚摸过片刻。

　　在出行的间隙，我现在有了一个歇脚点。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也同时找到了另外一个家：一家出版社，整整三十年的时间，他们呵护并推出我的全部作品。对一位作家来说，选择出版社是人生的重要决定；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选择这家出版社更能让我感到幸福了。若干年前，有一位最有文化修养的诗歌爱好者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不要把自己的财富用到养马场上，而是要用于完成某种精神作品。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瓦尔特·海梅尔（Alfred Walter Heymel）。

　　作为一位诗人，他算不上出色，但是他决定在德国成立一家出版社，一家不考虑物质上赢利，甚至还考虑到会长期亏损的出版社，其准则是完全依据作品的内在质量来决定是否出版，而不要去考虑作品的销量。在当时的德国，出版社几乎都是在商业化基础上运作的。在这家出版社，消遣性读物哪怕再挣钱也会被拒绝；相反，那些最难被接受的精美作品会在这里找到归宿。这里只接受那些一心追求艺术，有着最精致表达形式的作品，这是这家高端出版社的口号。它在一开始完全依靠的是真正内行的小众读者，它带着自豪的、敢于鹤立鸡群的目的将自己命名为“岛屿”（Insel），后来被称为“岛屿出版社”（Insel-Verlag）。

　　那里的每一本书都不会印刷得像大路货一样，书中的诗意会通过出版的技术细节被赋予外在的形式，要与其内在的完美相吻合。每一本书的封面设计、版式、字体、纸张都是个性化的设置。即便是广告目录、信纸等物件上，在这家精益求精的出版社也都让它们浸透着满怀激情的精心设计。比如，我不记得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在自己的书中找到过任何一个印刷错误，或者在出版社的信函中有任何改动过的字行：在一切事情上，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这家出版社都做得无懈可击。

　　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抒情诗都在岛屿出版社出版。有他们两位诗人的作品在那里，这家出版社从一开始就只接受最高的标准。人们不难想象，当二十六岁的我被接受为这座“岛屿”的常驻居民时，我该有怎样的喜悦和骄傲！这种归属，对外意味着在文学水平上的档次提升，同时对自身也意味着一种更强的责任感。谁能进入这个佼佼者的行列，就必须严于律己、谨慎行事，不允许自己在文学上粗制滥造，不要让自己产出新闻稿那样的速成东西，因为一本书上有“岛屿出版社”的徽记，从一开始就向上千人，后来几十万人做出了保证：内容上的精纯质量和印刷技术上的完美无瑕。

　　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了：一位年轻作者遇到一个年轻的出版社，能够与这家出版社一起成长。只有这种共同的成长才能造就出一种在作家、他的作品和世界之间的有机生长条件。很快，我和岛屿出版社的社长基彭贝格（Kippenberg）教授之间建立了发自内心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还因为我们都充满激情地投入私人收藏并惺惺相惜得以加强。基彭贝格对与歌德相关物品的收藏与我对手稿的收藏同步进行，在三十年的进程中，都成为个人收藏中的惊人之作。我从他那里得到宝贵的建议，以及同样宝贵的警告，不过我也因为自己对外国文学有比较好的总体了解，能给他提供一些重要的启发。

　　这就是“岛屿丛书”，以它的四百万册销量很快环绕着原本的“象牙塔”建造了一座世界之都，把这家出版社变成了一家有代表性的德语出版社，这是在我的建议基础上出现的。三十年以后，我们的处境与开始时完全不同：这家出版社从一个小企业跻身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从最初的小读者圈到成为读者最多的德国出版社之一。说实话，要想解除这种让我们双方感到既幸福又理所当然的关系，真的需要一场世界灾难和最残忍的法律力量。我不得不承认，比让我离开自己的房子和家园更为困难的是，在我自己的书上再也看不到有那熟悉的徽记。有了出版社，我的文学之路便畅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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