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8)_茨威格

三八

　　§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长

　　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这种带着好奇的漫游和漂泊本身是令人愉快的，在很多方面也非常有收获。不过，人总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停靠点，从那里出发去漫游，然后再回到那里。当我现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驱赶着不得不游荡在这个世界上时，我对这种需求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透彻！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已经慢慢积攒起一个小型图书馆，此外还有绘画和各种纪念品；我的手稿也已经开始堆积成捆了。毕竟，我不能将这些让人乐于拥有的重负装在旅行箱里，拖着它们周游世界。于是我在维也纳租了一个小公寓，但那不是我真正的栖身之地，正如法国人一针见血地说的那样，那只是一个歇脚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某种临时的感觉一直莫名其妙地笼罩着我的生活。每做一件事，我都会对自己说：这还不是我本来要做的真正算数的事。对于创作，我只感觉那是真正创作之前的练笔而已；对于那些与我交往的女人，这种临时感更强。于是，我让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种不特别负责任的感觉，同时也有那种试验、尝试、享受的“轻松快乐”，并无沉重负担。

　　别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都早已结婚，有了孩子和重要职位，必须用上全部精力进行最后一搏，让自己成就些什么。可是我还是一直把自己当成年轻人，一个初出茅庐者，在我的前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我迟疑着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自己固定住。我的创作只是“真正创作”的预演，如同一张名片，不过是在预告我的文学生涯即将到来；与此相类似，我自己的那套公寓也不过是一个地址而已。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位于城郊、面积不大的地方，以免我的自由因为住宅花费太大而受到妨碍。我也不买特别贵重的家具，因为我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花精力来“呵护”它们。他们那里每把扶手椅都要罩上，只在有客人来时才取下来。

　　我有意识地选择不要一直住在维也纳不动，不要让自己情绪化地和某个地方绑定在一起。有好多年，我一直觉得这种“让自己处于临时状态”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后来，当我一次又一次被迫离开亲手建起来的家，看到身边那些建设起来的东西再度崩塌时，这种神秘的“不让自己有所束缚”的生活感觉于我是有裨益的。我早已经学会了不羁于一地，于是每次的失去和告别对我来说就容易些。

　　我还不打算将太多贵重之物放到这第一个住处。但是，在伦敦得到的那张布莱克的素描画已经挂在墙上了，还有一首出自歌德之手最美的诗歌，是他那潇洒奔放的手迹。我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搜集手稿，这幅歌德手稿是我当时收藏中的王冠级藏品。就像我们当时在文学小组大家一起写诗一样，我们也成群结队地找诗人、演员和歌唱家来签名。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迈出学校大门时也同时放弃了收藏活动和写诗，而我呢，对名人手稿——天才人物留在尘世上的影子——的搜集激情却日益浓烈和深入。单纯的签名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一个人物的国际知名度或者估值我也不感兴趣。

　　我现在所寻找的，是诗歌或者曲谱的源手稿或者草稿，因为我对一件艺术品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的兴趣超过一切——无论是从艺术家生平这一角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在那个最为神秘的过渡时刻，一首诗、一段旋律从不可见的、从一位天才的想象和本能迸发出来，经由象形的固化来到人世当中。除了在大师们那反复斟酌或者在如醉如痴中捕捉到那一瞬间的源手稿上，在哪里还能更好地去聆听这一时刻，去检验这一时刻？如果我只看到一位艺术家已经完成的作品，那么我对这位艺术家的了解还不够。我认可歌德的话：要想完全把握伟大的作品，就必须不光看到它的完成，也要聆听到它成形的过程。

　　在纯粹视觉上，手稿对我也会有所作用：贝多芬的一张最初草稿，上面是他那狂野的、不耐烦的笔画，乱七八糟地交织在一起，那些开了头又被扔掉的主题，上面有几个铅笔划痕，凝聚着他那着魔般天性中的创作愤怒，这会让我在肢体上感到兴奋，因为看到这些手稿让我的精神兴奋起来。我能像着了魔法一样爱不释手地看这些天书一样的手稿，就像别人看整幅画一样。巴尔扎克的一张修改稿，上面的每一个句子几乎都被修改过，每一行都反复涂改过，四周的白边上面因为布满各种标记、符号、词汇而变成了黑色，这让我想到了人性的维苏威火山之喷发；当我第一次看到某一首我钟爱多年的诗歌的原初手稿，看到它问世的最初形式，内心会涌起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之情，几乎都不敢伸手去触碰它。拥有若干份这样的手稿，让我感到自豪；与拥有它们相伴而来的，还有得到它们时——在拍卖会上或者在拍卖品名录中寻找它们——的那种紧张和刺激，不亚于体育运动。这种追寻，让我度过了多少兴趣盎然的时光，有多少个激动人心的巧合！

　　某一次我赶到拍卖会时晚了一天，而我打算入手的一幅作品又被认定为赝品，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个奇迹：我收藏了一幅小小的莫扎特的手稿，但这只能说是半份欢欣，因为上面有一条乐谱被剪掉了，可是，这条在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被人夺爱而剪掉的纸条却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拍卖会上。这样我就又能将莫扎特的咏叹调合在一起，和一百五十年前莫扎特留下来的一模一样。当时我在文学出版方面的收入还不多，还不足以大量购买收藏品。

　　不过，每一位做收藏的人都知道，要是为了入手一件藏品而不得不放弃另外一种享乐的话，藏品入手之时的喜悦就会提升很多。此外，我还请所有的诗人朋友都来为我的收藏做贡献：罗曼·罗兰给了我一卷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里尔克把他最著名的作品《爱与死亡的方式》的手稿送给我，克罗岱尔送给我他的《圣母受孕的神谕》，高尔基给我一张大速写稿，弗洛伊德给了我一篇论文手稿。他们都知道，我会比任何一家博物馆更满怀爱意地守护他们的手稿。这些藏品，有那么多已经散落四处，它们给别人带来的愉悦肯定不如给我的那么多！

　　然而，最特别、最珍贵的文学史博物馆收藏对象不在我的柜子里，却在与我这套城郊公寓同一幢楼里。这是我后来通过一个偶然机会才知道的。在我的楼上和我的住处同样朴素的公寓里，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头发灰白。她的职业是一位钢琴教师。有一天我们在楼梯上相遇，她以最友好的态度对我说，我在工作时总得当她钢琴课的不情愿的听众，这让她感到不好意思；她希望，我的工作没有因为学生们尚未完美的艺术而受到太多干扰。

　　在谈话中她提到，她的母亲和她住在一起，老太太因为已经差不多双目失明，几乎从来不出门。这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歌德的家庭医生福格尔博士（Dr.Vogel）的女儿。她是在1830年由奥蒂莉·冯·歌德（Ottilie von Goethe）亲自给受洗的，而诗人歌德本人当时也在场。这让我有些头晕目眩：到了1910年，这世界上还有接触过歌德那神圣目光的人！由于我对天才的任何人间展示都怀着特别的敬畏之感，我在搜集那些手稿之余，也搜集能找到的各种遗物。在我后来的那座房子里——在我的“第二个人生”期间——有一间圣物收藏室，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里面有一张贝多芬的写字台和他的一个小钱匣子，他病倒在床上时还用那已经被死亡触摸过的颤抖的手从钱匣里拿钱给女仆，那里还有他的食谱书中的一张纸，他的一缕已经变得灰白的头发。歌德的一支鹅毛笔我多年来一直放在玻璃板下面，以免自己这配不上它的手去碰它。但是，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能和一个活着的人，一位歌德用他那褐色的圆眼睛有意识地、疼爱地注视过的人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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