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3)_茨威格

三三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能讲述法国历史，况且这里离国家图书馆只隔着一条街，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近在咫尺的，还有藏有绘画的罗浮宫博物馆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我终于住进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搏动法国热烈而有节奏的心跳的地方，在巴黎的心脏。我还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时曾经大为惊讶，原来在巴黎的市中心竟有这样的清静之处。他说：“我们得让外国人指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在哪里。”的确，可能除了这个位于最充满生机的世界之城的最中心圈里的浪漫工作间以外，我再也找不到这么有巴黎味，同时又这么远离人世喧嚣的地方了。

　　我当时那么急不可待地穿行在大街上，看了那么多，寻找那么多！我不光要经历1904年的巴黎；我也用感官、用心灵去寻找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的巴黎，要找到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路易·菲利浦的巴黎，要找到他们写到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坚信，一种注重真实的伟大文学能回馈给它的人民以那么多永久性的力量。对此我坚信不疑，我在法国一直有这种感觉，现在也不例外，因为在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巴黎之前，经由诗人的表达艺术、小说家、历史学家、风俗描写者的描绘，巴黎的一切都让我在精神上与它变得那么熟悉。

　　在我与这座城市的相遇中，它们又变得活跃起来；这种实际上的看见，原本只是一种重新认出，是那种古代希腊戏剧式的“重逢”——这是被亚里士多德高度赞誉为所有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的峰巅。不过，无论是一个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内在、最隐秘的内容永远无法通过书本以及哪怕最不怕疲倦的漫游而得到，要了解它总是要经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过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友谊，才能领会到一方水土与一方人之间的真正关联；所有那些从外面观察到的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太仓促的图景。

　　我得到了这种友谊，其中最为深厚的是与莱昂·巴扎尔热特（Leon Bazalgette）的。由于我和维尔哈伦关系非常密切，每星期两次去圣克鲁（Saint.Cloud，在巴黎以西10公里）拜访他，我有幸没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那个由国际画家和文学家组成的“忽悠”圈子。他们去多摩咖啡馆（Cafe du Dome），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在慕尼黑、罗马、柏林，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人。我能够和维尔哈伦一起去拜访另外一些画家、诗人，他们身居这座灯红酒绿、激情任性的城市，每个人都置身在自己富于创造性的静谧当中，如同生活在一座工作的孤岛上。他还看到了雷诺阿的画室，以及他最出色的学生们。

　　这些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今天人们会出上万美元，但是那时他们的生存处境与小市民或者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没有区别。他们住在某个小房子里，旁边搭建了画室，没有像慕尼黑的伦巴赫（Franz Lenbach）以及其他名人那样仿造庞贝城豪华别墅来炫耀“排场”。诗人们也和画家们一样过着简朴生活，不久以后我也开始与他们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们大多在国家机构里有一个低微的职位，只有很少的分内工作要做。

　　在法国，从上到下都对精神上的成就予以高度尊重，他们多年来就有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文学创作中所获收益不大的诗人和作家以一份清闲的差事，比如任命他们担任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这样的工作薪水不高，工作也非常少，因为议员们很少会来借书。所以，这位幸运的清闲职位拥有者就可以坐在有品位的、古老的议会大厦里，窗外就是卢森堡公园，在工作时间内安静而舒适地写诗，根本没必要去考虑稿酬。这种水准不高的固定收入也够他们的生活所需了。另外一些诗人或者是医生，比如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和吕克·杜尔丹（Luc Durtain）；或者开一家小小的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Charles Vildrac）；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Jule Romains）和让——里夏尔·布洛克（Jean Richard Bloch）；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上班，如保尔·瓦莱里，或者有的人给出版商帮忙。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位像后来的诗人们那样自命不凡。这些文学后辈被电影和批量印数给毁了，他们刚一显示出有那么一丝艺术锋芒，就马上自我陶醉地要过衣丰食足的好日子。当时的那些诗人，在那些位卑的，不带来任何虚荣的职业中所要的，无非是给外在生活带来的一点儿安全感而已，这是他们为内心作品的独立所必需的。有了这种基本保障之后，他们就可以对那些腐朽的巴黎大报不予理睬，不要任何稿酬为那些小文学杂志写文章，而这些小杂志的存在总是需要靠很多人牺牲个人利益才得以维持。他们也能平静地接受，他们的作品只能在一个文学性的小剧场内上演，他们的名字刚开始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才为人所知。无论是克罗岱尔（Claudel）、佩吉（Peguy）、罗曼·罗兰，还是苏亚雷斯、瓦莱里，几十年之内只有极少数文学精英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人人行色匆匆的闹市里，他们是唯一一群不急不慢的人。

　　安静地生活，安静地为一个远离“喧嚣之地”、默默无闻的圈子而工作，这对他们来说比去出风头更为重要。他们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的住房像小市民的住房一样狭窄而感到羞耻，这种生活却能让他们在艺术上自由大胆地去思考。他们的妻子亲自下厨并招待客人，一切都那么简朴，也正因为如此，与这些朋友聚会的晚上就更让人感到亲切。人们坐在廉价的草编椅子上，桌子上马马虎虎地铺着一块花格台布。这里的陈设一点儿也不比同一层楼里的安装工家好到哪里，然而人在这里感觉到自由和无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一切技术机器，同时也回避精神上的宣传机器；他们如同在几千年以前一样，用手来写书。即便是在大型出版社如“法国水星出版社”（Mercure de France）也没有口授打字，没有复杂的机器。他们不为外表的东西、不为名誉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有这些法国的年轻诗人，正如同整个民族一样为自己对生活的乐趣而活着，当然以其最精致的形式，带着创造性工作带来的愉悦。我新赢得的这些朋友为人清白，大大地修正了我对法国诗人的印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6）等同代名人所描写的生活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对后者来说，“沙龙”就是整个世界。这些诗人朋友的太太们让我明白，以前我们在家里从书本上所获得的对法国女人的印象，是带着多么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那里所描绘的女人无非是艳遇、挥霍和照镜子！我再也没有在什么地方比在这个兄弟圈子遇见过更贤惠、更不声不响的家庭主妇，她们节俭、朴素，即便生活最为艰难时也保持性情愉快，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灶台上也能像施展魔法一样带来奇迹，她们精心地照料孩子，同时也能在精神上与丈夫心心相印。只有那些作为朋友、作为同道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才能了解这个真正的法国。

　　莱昂·巴扎尔热特在这一代诗人当中的非同寻常之处是，他将自己全部创造力都投入外语作品中，为他自己所喜爱的人倾注所有。我经由朋友和他成了朋友，他的名字如今已经被不公正地遗忘了。他天生就是一位“同壕战友”，在他身上我认识了一位有血有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他有一种真正的献身精神，他认为自己人生的唯一任务便是去帮助他那个时代有价值的东西发挥效用，而他自己连作为发现者和支持者理应享受的那份荣耀也不费心去获得。他那活跃的热情，完全是道德意识的自然表现。他看上去有些军人的气质，虽然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反军事主义的人；在与人交往中，他有着战友的诚挚。

　　他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助人，帮人出谋划策，在诚实方面不折不扣，像钟表一样准时，别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管，但是从来不牟取一己之私。如果是为了朋友的话，时间他不吝惜，金钱他也不吝惜；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一小群精心挑选的人。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了惠特曼的全部诗歌，撰写了一部里程碑式的惠特曼传记，以便让法国人能更好地了解这位美国诗人。他想以这位自由的、热爱世界的人为榜样，将法国人的精神视野引向超出自己国土的地方，让同胞变得更有男子汉气概、更像战友一般，这是他的人生目标。他是最好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反对者。

　　我们很快就成了情投意合、如兄弟般的朋友，因为我们俩都不去考虑祖国；因为我们俩都热衷于投身外语诗歌的翻译，不求什么外在的好处；因为我们俩都把精神上的独立视为生活中最首要、最终极的价值。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地下的”法国。当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是怎样面对那位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仿佛觉得书中描写的就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之间的亲身经历。我们的友谊中最美好、最令我最难忘的是，它总能够战胜一个棘手的难点，而这个难点所具有的强大排斥性，在平时会让两个作家之间诚实而衷心的密切关系产生阻碍。这个难点便是：他对我当时所写的全部东西，都带着他那优雅的诚恳而予以彻底拒绝。他喜欢我本人，对于我投身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他也心存感谢和尊重；每次我来巴黎，他都心怀诚挚地站在站台上，总是第一个问候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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