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4)_茨威格

三四

　　凡是能帮到我的地方，他都毫不犹豫；在所有关键性问题上，我们都意见一致，胜过兄弟。但是，对于我自己的作品，他坚决地说了“不”。他读过昂利·吉尔博（Henri Guilbeaux，此人后来作为列宁的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担当过重要的角色）翻译成法文的我的诗歌和散文，他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拒绝。我所写的都与真实没有任何关系，他毫不留情地说：这是玄奥文学（他从根本上痛恨的），而且正因为这是我写的，他才这么生气。他一定要对自己诚实，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任何让步，连一点儿客气都不要有。比如，当他在主编一份文学小杂志时，他请求我给他帮助，这种帮助是帮他在德国物色撰稿人，也就是说那些作品比我本人的作品要好的撰稿人。

　　至于我，这位他最亲密的朋友本人，他从未向我约过一行字，也没有发表过我的任何作品，不过他同时却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文译本，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友谊，没有一分钱的酬劳。我们之间这种兄弟般的战友关系在十年当中未因为这样的怪事而受到任何损伤，这让我倍觉这种友谊的可贵。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于成功地找到一种个人化的表达，哪怕这会将以前的全部作品清零时，也没有什么能比巴扎尔热特的首肯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对我的赞许是真诚的，正如他在长达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截了当地说“不”一样。

　　我之所以在回忆巴黎生活的纸页上写下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是因为我在巴黎与他来往最多、相处最好。在巴黎这座城市的背景上，他的头像总是凸现出来，就像一幅古老的图画一样：他热爱巴黎超过任何其他地方。当我今天想到他和其他大师们如何以超凡绝伦的锻造之艺去打造字句，想到那些令我肃然起敬的名字——它们曾经如同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样辉映过我青少年时代夜空——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些忧伤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无所不在的侵扰随时可能发生的时代，还会有那些纯粹的、只考虑抒情诗画面的诗人吗？这难道不是踪迹湮灭的一代吗？我要心怀满腔的爱恋来哀诉，这一代人在我们当中后继无人。

　　在遭受所有命运风暴席卷的日子里，这些诗人不渴求外表生活中的一切，不要成为凡夫俗子，不要荣誉、头衔、实利，他们别无所求，只是要在安静却充满激情的努力中，将一节一节的诗句连接起来，让每一行都浸透着音乐，闪烁着色彩，燃烧着画面。他们形成了一个“行会”，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喧闹时代的一个修道士般的教团，他们有意识地远离日常事务。对他们来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比那最轻柔却盖过时代轰鸣存留更为久远的声音更为重要；当一个韵脚与另外的韵脚相合，一种无法描写的动人心弦从中挣脱出来，它比在风中飘落的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还要轻微，然而却能用它的回响轻抚那最遥远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得遇这样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令人兴奋，这些语言的仆人和守护人是多么堪为榜样：他们给予每一个入诗的词语以爱。这样的词语，不是写给这个时代和报纸的，只为久远、只为万古流芳。

　　去看他们一眼，几乎都能让人感到羞愧：他们生活得多么不声不响，多么不引人注意，多么不出头露面。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生活在乡下，有的做着一份卑微的职业工作，有的作为满怀激情的朝拜者而漫游世界；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却被这些少数人满腔激情地热爱着。他们有的生活在德国，有的生活在法国，有的在意大利，不过他们又都生活在同一个家乡，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诗歌中。通过严格的放弃，他们避免生活中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像是在进行艺术品创作一样，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我经常再次感觉到，在我们年轻的时代，还有这样纯洁无瑕的诗人生活在我们当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我也不断地有一种隐忧：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新生活形式中——它毁灭性地将人从任何形式的内心聚拢中驱赶出来，就如同一场森林大火将动物从它们的藏身之所驱赶出来一样——这样一群全心全意承诺将自身献给抒情诗艺术的灵魂，还有存在的可能吗？我很清楚，每个时代总会有奇迹诗人出现。歌德献给拜伦爵士的挽歌中，那打动人的安慰之句始终不失其真：“大地会再生出他们，就如同他们一直以来生成世界一样。”

　　这样的诗人会反复出现，因为永恒不朽总要不时地留下它的信物，哪怕是在那些最不体面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不正是这样的时代吗？这个时代不允许最纯粹、最不问世事的人以安宁，那种等待、酝酿、思考、聚集力量所需要的安宁，在欧洲的世界大战之前友善而放松的时代，诗人们还能得到这种安宁。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诗人——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帕斯科里（Giovanni Pascoli，1855—1912）、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es）这样的诗人在今天还受到认可，不再拥有轻柔的音乐，涌入耳中的是聒噪无休的宣传风车以及两次战争大炮轰鸣的一代当中，能出现多少这样的诗人。

　　我只知道，而且我也觉得有责任心怀感激地说出来：在一个正在走向机械化的世界当中，存在着那么一些追求完美的诗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好的教育，是多么大的幸福。当我回首自己的人生时，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财富对我更有意义：我有幸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走得更近些，多次能将早年的崇拜和后来的友谊联结在一起。

　　在这些诗人当中，也许没有哪一个比里尔克生活得更悄无声息、更隐秘、更不为人所见。但是，这不是那种刻意而为的、不情愿或者精心地打点成修道者般的孤独，就像德国的斯蒂芬·格奥尔格故意做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静谧是围绕着里尔克的，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何处驻足。由于他躲避喧嚣和荣誉——这种“围绕着他的名字聚集起来的所有误会”，他曾经这么优美地表述过——那汹涌而来的好奇波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碰不到他本人。

　　里尔克是很难找到的。他没有房子，没有人们可以去找到他的地址，没有家，没有常住的公寓，没有职务。他总是在漫游世界的路上。没有人预先知道他要去向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无比纤细，对压力十分敏感的心来说，任何计划、任何预告都是一种为难。要想与他相遇，那只能靠偶然。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画廊前，感觉到但是无法确定仿佛有人在发送给我轻轻的、友好的微笑，但是不能确认是谁发出的，直到我看见他的蓝眼睛。他的那双蓝眼睛在看一个人时，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外在样子就被内心之光赋予了灵魂。但是，正是这种不引人注意之处才是他这个人最深层的秘密。这位年轻人略为忧郁地低着头，金色的髭须，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注意的线条，有一点儿斯拉夫人的脸形，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但是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跟他有更近的交往之后，你才会看到他的特别之处：他这个人的纤细。他走路和说话有一种难以描写的轻声。当他走进一个人群聚集的房间里，脚步如此之轻，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他进来。

　　然后，他静静地坐下听着，当他开始考虑些什么时，会不自觉地抬起额头；当他自己开始说话时，总是不显露激情，也没有特别着重某些语调。他讲述的方式，简单自然，如同一位母亲给孩子讲童话一样。听他讲述，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哪怕一个最平常不过的题目，在他那里也能有画面感、有含义。但是，一旦他感觉到自己成了更大一圈人的注意中心时，他就立刻停下讲述，回到他那沉默的样子，对别人说话悉心静听。

　　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都那么斯文；即便他发笑时，也只是刚好有那么一点儿笑的意思而已。轻声细语是他的一种需求。最令他受到打扰的就是噪音以及感觉上的强烈波动。“他们让我疲惫不堪，这些人，他们将自己的感觉像血一样吐出来，”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因此，我能承受俄国人的量，也就和小瓶装的利口酒那么多。”除了特别轻声以外，条理、干净、安静都是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必须乘坐人满为患的有轨车，或者坐在一家嘈杂的饭馆里，这会让他好长时间感到心神不安。一切粗俗对他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虽然他的生活不宽裕，但是他的服饰总是讲究、干净、品位的总和。

　　他的衣饰同时也是一件精心考虑、精心构思的低调艺术杰作，还总是带着一点儿不显眼的、非常个人化的标记。一件会让他自己暗自高兴的小小配饰，比如手腕上一条细细的银镯。他对完善与对称的美感一直穿透到最隐秘、最个人化的地方。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他在出发之前是怎样装旅行箱的，他拒绝了我的帮忙，认为我做不好。那简直像是在做马赛克镶嵌画一样，他把每一件东西都小心翼翼地放置进事先划定好的空间。要是因为有帮手而破坏了他这种插花般的举动，我觉得那是罪过。他对美的这种根本感觉，伴随着他一直到最不重要的细节。

　　不光他的手稿都是用书法艺术般的圆体字母写在最漂亮的稿纸上，行与行之间的空间也那么一致，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哪怕一封最无关紧要的信，他也要挑选上好的纸张，他那书法般的手写字体均匀、干净、圆润、规整，连标点符号的间距都不马虎。哪怕是一张便条，他也不允许上面有被划掉或修改的字；只要他觉得有一个字或者一个表述不完美，就带着极大的耐心将整封信重写一遍。里尔克从来不让不完美的东西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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