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32)_茨威格

三二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玛德莲教堂附近的一家高级餐馆拉律餐馆（Larue bei der Madeleine）进来了一群参加受洗礼的诺曼底富裕农民。他们穿着本村的传统服装，沉重的鞋就像马蹄子一样踩在地上咚咚作响，头发上抹着厚厚的发油，那味道重得连在厨房里都能闻到。他们大声地说话，喝得越多声音越高，毫无顾忌地笑着摸胖太太的屁股。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坐在光鲜的燕尾服和浓妆艳抹的人群当中，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那些脸刮得像镜子一样平滑的侍者也不对他们撅鼻子，不像在德国或者英国侍者会对乡下人会做的那样，而是同样客气地、毫无瑕疵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仿佛他们是部长或者内阁成员一样。梅特尔大饭店甚至还特别欢迎那些不拘小节的顾客，把这当成乐趣。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没有高下之分；在豪华的大街和旁边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看得见的界限，到处都同样活跃而愉快。

　　在郊外的庭院里，有街头艺人在演奏，从窗户里可以听到缝纫女工边工作边唱歌。空气中不时飘荡着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唤声。当两位马车夫发生“口角”后，他们也会在事后握手言和，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上几颗牡蛎——那是极其廉价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棘手的或者难以通融的。跟女人搭上关系容易，摆脱关系也容易：每个锅都能找到锅盖，每个年轻男人都能找到一个愉快的、不装腔作势、不拘谨扭捏的女友。啊，在巴黎，人生活得多么轻松，多么美好，尤其是年轻人！东游西逛也是一种乐趣，同时也是在上一门课。

　　因为所有东西都对所有人敞开：你可以走进一家街头书店，看一刻钟的书，店主人也不会有任何抱怨；你可以走进小画廊，可以在旧货商店里磨磨蹭蹭地挑看东西；你可以到德鲁奥特大饭店（Hotel Drouot）的拍卖现场凑热闹，也可以跟花园里的女管家聊聊天。如果出来闲逛的话，街头会对人产生磁铁般的吸引力，向人展示出万花筒一般令人无法抗拒的新东西；要是感到累了，可以随便在上万家咖啡馆中某一家的平台上坐下，用咖啡馆提供的免费信纸写信，同时让街头小贩们向你兜售那些完全多余的破烂货。在巴黎只有一件事是难以做到的：留在家里或者动身回家，尤其当春天已经开始破门而入之时，阳光让塞纳河闪着柔和的银光，林荫大道上的树木开始吐出新绿，年轻的姑娘们胸前别着花一个苏买来的紫罗兰。不过，要想在巴黎过得心情愉快，真的用不着非在春天不可。

　　我滞留在巴黎时，这座城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地铁和汽车融汇成一个整体。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仍然是公交马车，由那些肥壮的、浑身冒着热气的马来拉着。不过，几乎没有什么比从“帝国”双层公共汽车的顶层上或者从敞篷马车上能更好地发现巴黎了，它们也都行驶得不那么快。不过，想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去一趟，也算是一个小旅行了。考虑到巴黎小市民的节俭，我觉得这样的传说完全是可信的：住在巴黎左岸的人，从来没有到右岸去过；有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玩过，从来没见过杜伊勒里花园或者蒙索公园。真正的市民或者说守家在地的人很愿意待在自己的城区，他们在“大巴黎”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小巴黎”，而且每个这种小圈子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甚至带着某些外省的乡土特色。所以，对于一个外来人来说，选择在哪里住下来，还真得斟酌一番。拉丁区对我已经不再有诱惑力了。

　　先前，当我二十岁短期来巴黎时，一下火车就冲向那里，在第一个晚上已经坐到“瓦歇特”（Vachette）咖啡馆，满怀敬畏之情让人给我看诗人魏尔伦曾经坐过的地方，还有那个大理石桌子——魏尔伦在醉意阑珊时总是用他那沉重的手杖一边生气地敲打它，一边让别人尊敬他。出于对他的崇拜，我这位滴酒不沾的诗人追随者还喝了一杯苦艾酒，虽然这种绿色的酿物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我还是认为，作为一位满心敬畏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巴黎的拉丁区必须依照法国诗人的仪式行事。当时出于对风格的感觉，我宁愿住在索邦大学附近的一个六层阁楼上，以便能原汁原味地经历我通过书籍所了解的那种拉丁区的“真正”氛围。二十五岁的我就不再有那么天真的浪漫感觉了，大学生区对我来说太国际化、太不巴黎了。尤其需要考虑的是，我选择长期住处不要依据文学上的追忆情怀，而是要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工作。

　　我马上开始到处去看一番。从有利于工作的角度看，那个高雅的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根本不合适，“和平咖啡馆”（Café de la Paix）周围的那个地区就更不合适，那里是巴尔干半岛有钱人的聚会场所，除了侍者以外几乎没有人讲法语。倒是圣叙尔比斯（Saint-Sulpice）附近那种教堂和修道院遍布的气氛，对我更有吸引力：里尔克和苏亚雷斯^①也曾经喜欢在那里居住；我最愿意的是，但愿能在圣路易河心岛（Ile St.Louis）上找到一个住所，可以将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联结起来。但是，在第一个星期内，我在散步时就找到了一个更美的地方。我游荡在皇家宫殿的画廊，发现在那些由“平等公爵”^①在18世纪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宅区中，有一幢当年的体面府邸，现在落魄为一家简陋的小旅馆。我让人带我去看一个房间，吃惊地注意到，这窗户朝向皇宫花园。花园在黄昏降临时就关闭了，只能模糊地听到城市隐约的喧嚣，那节奏如同无休止的波涛拍打着远处的海岸。雕像在月光中闪耀着亮光，有时候大清早风会将“市场大厅”里蔬菜的香味吹送过来。

　　①安德烈·苏亚雷斯（André Suarès，1868—1948），法国诗人。自1912年起，与安德烈·纪德、保罗·克罗岱尔、保罗·瓦莱里一起被称为著名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评论》的四大台柱。著有小说《马赛》。

　　①“平等公爵”即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3），在法国大革命中支持第三等级，主动放弃贵族称号，更名为菲利普·平等。1791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后来自己被革命法庭以叛国罪处死。

　　在这座历史性的王宫建筑中，18世纪、19世纪的诗人、政治家们曾经在这里住过。斜对面的那座房子，是我非常喜爱的女诗人玛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曾经多次攀上近百个狭窄台阶造访女诗人；那个闪耀着大理石光亮的地方，是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向巴黎人民发出冲击巴士底监狱号召的地方；那里曾经是铺着地毯的通道，那位贫穷的小个子波拿巴少尉曾经在一群地位显赫，并不十分具有美德特性的太太们当中寻找提携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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