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5)_茨威格

二五

　　赫尔茨尔刚开始也许还觉得这是人们对他有误解。在维也纳，他多年受到人们的爱戴，他也视这里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却背弃了他，甚至嘲笑他。然而，带着巨大的力量和喜悦的回应突然来到了，这甚至把他给吓着了：他只用了那么几页纸就在这个世界上引发了那么大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当然不是来自西部那些生活舒适，有着良好社会地位的犹太市民阶层，而是来自东部的广大群体，那些生活在加里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聚居区中的无产者。赫尔茨尔根本没有想到，他这本小册子在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当中，让灰烬中犹太文化滚烫的炭火重新燃起火苗：千年的弥赛亚梦想，神圣的经书中所强调的回归到上帝称许的土地。

　　这种希望，同时也是一种宗教信念，让那些数百万受虐待、受奴役的人感受到，这是生活唯一的意义所在。在这两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过程中，每当有人——先知或者骗子——拨动这根琴弦，这个民族的灵魂就涌动起来，不过还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强烈，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带着咆哮般的回响。一个人用几十页纸将那些星散各地、毫不相干的人群变成一个整体。

　　这最初的瞬间，当理念还如梦一般没有定型时，肯定也是赫尔茨尔短暂的生命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一旦他开始试图将这个目标固定在实际的空间，将各种力量联结在一起时，他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个犹太民族是多么分化：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民族当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这里是严格信奉宗教的，那里是自由思想的；这里是社会主义的犹太人，那里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他们用各种语言彼此相争，大家都不愿意服从一个统一的权威。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年，1901年，他正处在斗争当中，也许他也在与自己进行斗争。他还不能放弃这个让他养家糊口的职位，他还必须将自己分身于渺小的报纸编辑工作与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之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人，还是那位文艺副刊主编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跟我打招呼。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那个含沙射影带着恶意的绰号“锡安国王”还真是一语中的。他看起来真的像个国王，高耸开阔的额头，清晰的面部轮廓，长长的、几乎是青蓝色的布道者胡须，深蓝色的忧郁眼睛。他那大幅度的、有些戏剧化的手势在他这里一点儿也不显得做作，因为这些动作都出自一种自然而然的威严，他也根本用不着特地在我面前显得自己是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即便在这个极为狭窄，只有一个窗户的编辑办公室里，坐在一张已经用旧了，堆满了纸张的办公桌前，他也好像一个贝都因部落^①的头人一样。

　　①贝都因人（德语Beduine）是对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的称呼，源于阿拉伯语中的badawi，意为“非定居的”“游牧的”。这一游牧民族自称为arab，将定居民族称为hadar。

　　要是他穿的是一件下垂飘然的白色贝都因长衫，也一样会显得自然得体，就如同他现在穿着精心剪裁的，显然是依照巴黎样式制作的黑色圆角长礼服一样。在一个有意保持的简短停顿——正如我后来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他喜欢这种不起眼的效果，这可能是他在城堡剧院学来的——以后，他居高临下然而还是带着善意将手伸给我。他手指自己旁边的沙发，问我：“我觉得，您的名字我已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读到过。诗歌，对吗？”我不得不承认。“现在呢，”他仰身说，“您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回答说，自己很想投稿一份小小的散文作品，然后递给他手稿。他看着首页，翻着手稿直到最后一页，以便估算一下长度，然后在长背座椅上再往后靠一靠。让我吃惊的是（我根本没敢这么指望），我注意到他开始读我的稿子。他读得很慢，翻过一页也不抬头。等到他读完了最后一页，他慢慢地将手稿卷起来，做得很复杂，但是仍然没有看我。他将手稿装进一个稿件袋，用蓝色的笔在上面做了一个标记。等到用这个神秘莫测的做法让我紧张得时间够长了以后，他才将深沉的目光转向我，带着有意识的、缓慢的庄重对我说：“我很高兴能告知您，您那篇美丽的散文被《新自由报》接受了。”这场景，就好像拿破仑在战场上将一枚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别在一位年轻中士的胸前一样。

　　这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只有维也纳人，也只有那一代的维也纳人才明白，这种提携能帮助人迈出多么大的一步。这样一来，我以十九岁的年龄一夜之间就跻身于名人的行列当中。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一开始就对我赞赏有加，他还马上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不应该以为维也纳艺术界会凋零，正好相反，在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维也纳还有一批年轻的天才，对他们抱有怎样的期待都不会过分：他第一个提到的是我的名字。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特别的奖项，有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分量的人物第一个站出来，在一个能让人看到同时也是有很大责任的位置上替我说话。这也让我后来的那个决定变得非常困难——好像我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道理似的：我没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去加入甚至共同领导他发起的犹太复国运动。

　　但是，我不愿意让自己真正和他的这个事情搅在一起。让我发怵的主要是那种尊重感的缺乏。今天我们都难以想象会有那样毫无尊重可言的方式，而恰好是赫尔茨尔自己的同路人对他持有这种态度：东部犹太人指责他根本不懂犹太文化，连犹太风俗都不知道；国民经济学家把他当成一个副刊专栏作家。每个人都对他有所指责，提出自己的不满，而且在这样做时并非总是带着敬意。我知道赫尔茨尔曾经善待和帮助过很多失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圈子里一直有的那种寻衅的、自以为是的反对派姿态，缺少实在的、真心的从属精神，让我觉得自己跟这个运动有疏离感，虽然我一度因为赫尔茨尔而怀着好奇走近它。有一次我曾经和赫尔茨尔谈到这个话题，我公开承认自己对他的队伍中缺少规矩的情形很不受用。他有些苦涩地笑了笑，说：“您别忘记，我们几千年来都在面对问题，都习惯了跟理念争吵。

　　我们犹太人在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实践，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真实的’东西。无条件的献身精神也是需要学的，我自己到了今天还没有学到手，因为我自己还在不时地写专栏，我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按说我的责任是，除了那件事以外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在稿纸上写任何东西。不过，我已经在改进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先学会献身，也许其他人会跟我一起学。”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他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过了那么长时间他还不决定放弃《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以为他是出于养家的考虑。很久以后世人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甚至将自己的私人财产都奉献给了那件事。在这种矛盾中，他自己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不光体现在这段谈话上，他日记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内心痛苦的明证。

　　以后我还见到过他很多次，但是在多次相遇中只有一次于我如此重要，它保留在我的回忆中，令我难以忘怀，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我曾经去了国外一段时间，期间与维也纳只保留着通信联系。终于有一天我在城市公园中碰到他了。他好像是从编辑部出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他不再有过去那种健步如飞的步伐了。我礼貌地向他致意，想与他擦肩而过，但是他快速向我走过来，把手伸给我说：“为什么您要躲起来？您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他很赞同我经常去国外的做法。“这是我们唯一的路，”他说，“我所了解的事情，都是在国外学到的。只有在国外，一个人才能学会保持距离来思考。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