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6)_茨威格

二六

　　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身在国外的话，我肯定不会有勇气写出那个最初的设想。还在萌芽和成长的状态，人们就会把它给毁了。谢天谢地，我把它拿出来时，那已经成形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非常懊丧地谈到维也纳，最大的阻力来自这里而不是外面。新的推动力尤其来自东部，现在也有来自美国的了，但是他已经感到太累了。“从根本上，”他说，“我的错误在于动手太晚了。维克多·阿德勒在三十岁时已经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他最年富力强、最能进行战斗的年龄，更不用说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了。您知道，我在头脑中为那些失去的岁月感到难过——那些我没有早些投身到这项工作中的岁月。要是我的健康如同我的意志一样旺盛，一切就都好办了。可惜，人无法赎回逝去的岁月。”

　　我还陪着他走了一段长路，一直到他家门口。他站住，将手伸给我：“为什么您从来不来看我？您还从来没有来过我家里。您提前给我电话，我把时间腾出来。”我答应了他，但是决定不兑现这个承诺：越爱戴一个人，我就会越敬重他的时间。

　　不过我还是去了他的家，就在几个月以后。他的病——曾经让他身体前躬的病——现在突然发作了，现在我只能陪伴他走向墓地了。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7月里的一天，对于每个亲历这一场景的人都是难以忘怀的一天。因为突然之间，这座城市的各个车站，每一辆火车，黑夜白昼，都是从各国各地赶来的人，他们是来自东部的、西部的、俄国的、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不同的省份和小城市突然蜂拥而至，噩耗带来的震惊还写在他们的脸上。人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晰地感觉到：一个伟大运动的领导人在这里被抬往坟墓；而此前，争吵和辩论曾经让人们对此视而不见。送葬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

　　维也纳突然意识到，这位离世的人不光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普通诗人，而是一位思想理念的塑造者：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需要经历很久才会有一位这样的人物胜利地挺立出来。墓地出现了骚动：太多人突然涌向他的灵柩，啼哭着、悲号着、大喊着陷入一种难以控制的爆发式绝望当中，那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暴躁、一种怒火。一切秩序都被一种根本的极度悲伤所打破，葬礼上的这番情形我此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此后也没有。这上百万人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撞击性的痛苦，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位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将多少激情和希望释放到这个世界上。

　　我能隆重地迈入《新自由报》的副刊，于我的真正意义是在私人方面。在家人面前，我赢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说服力。我父母很少与文学打交道，他们也不做任何评价。对于我父母以及整个维也纳的市民社会来说，《新自由报》赞扬的东西便是重要的，那里忽略或者批评的东西都是不值一提的。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在他们看来都是获得最高权威认可的；能在那里发表见解或者做出评判的人，光因为获得那里的一席之地已经足以收获人们的尊重。

　　您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家庭，他们每天带着敬畏和期待将目光投到这份报纸的第一页上，某天早晨他们难以置信地发现，这位并不那么有条理的十九岁年轻人，这位跟他们一起坐在桌边的人，这位在学校里根本不出类拔萃的人，居然能在这个责任重大的地方，在那些著名的、经验丰富的男人名字中间找到发表自己看法的一席之地，而此前他们带着善意把我写的东西当成“没有危险的”游戏来接受（反正比打牌或者跟轻佻的姑娘调情好），他们在家里也从来没有重视过的看法。假如我写出来的是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作，也许不会让周围人能对我这样刮目相看。每当我走进剧院，总会有人对我这个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打进长老和德高望重者行列的毛头小伙指指点点。

　　由于我经常或者甚至说定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作品，我很快就面临着成为一位在当地受尊敬之人物的危险。我幸运地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一天早晨我告知父母说，自己想在下个学期去柏林学习，这让他们吃惊不小。我的家庭对我或者说对投给我金色影子的《新自由报》太过尊重，他们无法不满足我的愿望。

　　我当然没有想去柏林“读大学”。我在那里如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大学两次，第一次去是为了办听课注册，第二次是去提交所谓的听课证明，接受检查。我在柏林想要寻找的，既不是同学也不是好教授，而是一种更高级、更完美的自由。在维也纳我还是觉得被束缚在圈子之内。我所交往的文学界同仁，几乎都和我自己一样来自犹太——市民社会这一阶层。在这座狭小的城市里，大家都彼此知道对方是谁，我无可回避地是那个“好”家庭的儿子，而我对那个“好”社会已经感到厌倦；我甚至愿意进入一个特别的“坏”社会，一种没有强迫、没有制约的生存形式。

　　至于谁在柏林的大学里讲授什么，这些信息我从来没有去课程目录里查看。对我来说，知道那里的“新”文学比在我们这里表现得更活跃、更激荡，这理由已经足够了。在那里可以与戴默尔以及年轻一代的其他诗人相遇，在那里不断有新的杂志、歌舞剧场、话剧场成立。总之，用维也纳的话说，那里就是一个总有什么事发生的地方。

　　的确，我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时刻来到柏林。自从1870年以来，柏林从一个非常理性、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一跃成为德意志皇帝驻跸的都城，这让施普雷河畔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动力。不过，在艺术和文化活动方面的领军形象还没有落到柏林身上：画家和诗人让慕尼黑成为真正的艺术中心，德累斯顿的歌剧院主导着音乐领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将有价值潜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来。尤其是维也纳，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传统，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当时都要远远胜出柏林。不过，最近若干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崛起开始让柏林有了翻身之日。

　　大公司、资财雄厚的家庭搬迁到了柏林，新财富带着强劲的大胆尝试精神给这里的建筑设计和剧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机会，要胜过任何一座德国城市。在威廉皇帝的保护之下，博物馆的规模在扩大；这里的话剧院，有奥托·布拉姆（Otto Brahm）这样的模范领导者。正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传统，没有几百年古老文化的存在，年轻人被吸引到这里进行各种尝试。毕竟，传统也总是意味着阻碍。面对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大胆试验，维也纳这座受到传统的束缚，对自身的过去顶礼膜拜的城市，表现出谨慎观望的态度，而柏林正想迅速以富有个性的形式来打扮自己，正在寻找新的东西。毫不奇怪，整个帝国范围内，甚至奥地利的年轻人都涌向柏林，他们当中的那些天才也真正获得了成功。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在柏林用了两年就获得的职位，如果在维也纳的话，他需要耐心地等上二十年。

　　正当柏林处在从一个王国首都到世界城市的过渡阶段，我来到了柏林。在维也纳看到了太多从了不起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美，到柏林后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失望。柏林决定性地向西扩展——在那里要出现一些新建筑物，而不是像缔尔园^①别墅那样的奢华建筑——还刚刚开始；腓特烈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仍然是城市的中心，这里的建筑物单调，装饰显得那么笨拙。要想去郊区维尔默多夫（Wilmersdorf）、尼古拉湖（Nikolassee）、施特格利茨（Steglitz）还只能颇费周折乘有轨电车；要想去有着美丽的植物风光的马克湖区，那不啻一次探险旅行。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根本没有维也纳那样的环城车道；由于普鲁士式的节俭，也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高雅奢华。女人们穿着自己剪裁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衣服去剧院。

　　①缔尔园（Tiergarten），字面含义为“动物园”，是从勃兰登堡门（从皇宫向西出内城的大门，为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向西的一块绿地园林，里面点缀着若干高级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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