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4)_茨威格

二四

　　这个“进步”的圣殿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神坛，即被称为“文艺副刊”的那一部分，正如巴黎的大报《时报》和《论坛报》所做的那样，在与那些政治的、日常的时效性信息明确分割开的栏目中，他们刊登关于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最有分量、最精辟的评论。在这里，只有那些早已被认可的权威才能发言。只有具备了精辟的见解，多年的比较经验，对艺术形式的完美掌握，一位作者才有可能经过多年考验后被召唤到这神圣之地。施派德尔（Ludwig Speidel）这位“小艺术”^①大师以及汉斯利克（Edward Hanslick）在这里主评戏剧和音乐，他们的评论所具有的圣父般的权威性与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在巴黎主持的“星期一评论”一般无二。

　　①“小艺术”（Kleinkunst）指一类小型的戏剧和音乐的舞台表演，主要是那种在1920年以后被称为“卡芭蕾”的舞台剧以及偶戏、魔术表演等。

　　在维也纳，他们给出的“行”或者“不行”能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剧或者一本书的命运，与之连在一起的往往也是一个人的命运。这里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这些作品会受到讨论、批评、赞叹、痛恨。每一次有新名字出现在早已得到尊敬和认可的“副刊作者”名单当中，就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在年轻一代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塔尔有机会在那里发表几篇他的精彩文章。其余的年轻作者，只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学报纸上不起眼的后面几页。谁能给《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写头版，对维也纳来说，他的名字就被刻到大理石丰碑上了。

　　我如何有如此这般的勇气，将自己的一个小小作品投稿给《新自由报》——对我的父辈和家乡来说，这份报纸几乎如同最高的神谕一样——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最坏的结局也无非是被拒绝而已。每个星期当中只有一天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副刊主编才接待来访者。因为要经常接待那些著名的、固定的撰稿人，主编很少有时间花在处理投稿者的稿件上。我心怦怦跳着走上狭窄的旋转楼梯，来到办公室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几分钟以后杂役回来说，副刊主编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个狭长的小房间。

　　《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主编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Theodor Herzl）。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一位能载入世界史的重量级人物面对面站在一起。当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本人注定要给犹太民族的命运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带来怎样巨大的转折。当时，他的态度还是经常矛盾的，不那么一目了然。他从诗歌写作开始，很早就显示出夺目的报人天赋。他先是担任驻巴黎的通讯记者，然后作为《新自由报》副刊的专栏作家而深受维也纳读者的青睐。

　　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往往也是睿智的观察和优雅的笔调，带着一种高雅的魅力，哪怕是涉及批评这类尖刻的内容也不会失去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这是人们在报刊中能读到的最有文化修养的文章，能让一座习惯于欣赏精细感觉的城市为之倾倒，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魔力。他的一个剧本也曾在城堡剧院上演，大获成功。现在，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被青年当成神一样的偶像，被我的父辈所尊重。直到那一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命运总是能够想办法来找到它那隐秘目标所需要的人，哪怕这个人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巴黎的一个经历震撼了他的灵魂，这是一个改变了他全部生活的时刻：作为一名记者，他列席了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当众贬黜。他亲眼看见了人们将他的肩章撕下时，这位脸色苍白的人大喊：“我无罪！”在这一时刻，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内心最深处透彻地明白德雷福斯是清白的：那些可怕的背叛嫌疑之所以被强加到他身上，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在大学时期，带着正直的男子汉气概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就曾经为犹太人的命运感到痛苦。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那先知般的直觉，他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整个悲剧，因为在当时还几乎看不出真的会有厄运当头。

　　他天生有着领袖的感觉，而且相貌堂堂，思想上的博大深邃和渊博知识都使他不愧为一个领袖人物。他当时已经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要让犹太人面临的痛苦命运有一个最终的完结，那便是通过自愿受洗让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曾经设想过这样的戏剧性场景：他将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带进斯特凡大教堂，以一幕堪为样板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让这个被驱逐、没有家乡的民族从遭受歧视和仇恨的诅咒中解脱出来。很快他就认识到这个计划不可行。

　　有那么一些年，分内的工作将他的精力从这个他此生注定要去解决的“原问题”上转移开了。而今，在德雷福斯遭到贬黜这一刻，他的民族永远遭受鄙视的这一想法涌上心头，就像匕首一样扎进他的胸膛。如果隔离是不可回避的，那么就彻底隔离好了！如果命运让我们一再承受屈辱，那么我们就以自豪来面对它；如果我们因为没有家乡而受难，那么我们就建设一个自己的家乡！于是，他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犹太国》。他在这里宣告：对犹太人来说，所有的融入努力，对彻底宽容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在犹太民族身上都不可能发生。必须在过去的家乡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家园。

　　当这本简短却剑拔弩张的小册子出版时，我还在上中学。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当时维也纳的市民——犹太人阶层普遍有着怎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们满不高兴地说：这位平时那么聪明、风趣，有教养的作家哪根筋不对劲儿了？他在干什么，写什么蠢事？为什么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治下，我们过得不是好极了吗？我们不是获得体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职位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不是这座我们深深热爱的维也纳城土生土长、忠贞不贰的市民吗？

　　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所有的宗教偏见在几十年以内就会踪迹全无吗？为什么这个自己也是犹太人，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就在我们每一天都与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却要替我们最恶意的敌人提供论据，要把我们分化出去？拉比们怒火满腔地离开布道台，《新自由报》的总编禁止在他的“激进”报纸上提到“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汇。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尖刻讽刺大师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还写了一个小册子《锡安的王冠》。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走进剧院时，整个剧院里的人都会嘲讽地小声说：“陛下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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