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3)_茨威格

二三

　　最终我选择的是哲学专业，或者说按照我们当时依照旧学科划分被称为“狭义的”哲学，实际上这并非出自内心的呼唤，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非常有限。在我这里，某些想法的产生毫无例外地都是与物、事件或者具象连在一起的，所有纯粹理论性的或者形而上的东西，我都是怎么也学不会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专业的纯阅读材料领域是最明确的，在“狭义”哲学专业的课程也是最好混的。整个学业中最大的麻烦就是，在八个学期结束以后，得交上一篇毕业论文，参加几次考试。这样我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时间安排：三年的时间我根本不理会大学学习！然后，在最后一年以最大的努力去掌握那些经院式阅读材料，快速地完成一篇管它是什么样的论文！这样大学就能给予我那件我想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之物：在我的人生中有那么几年彻底的自由，让自己投身艺术当中。这是大学带给我的生活。

　　纵观我的整个人生，我很少能回忆起来有刚上大学那几年那么幸福的生活，那是没有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活。那时我还年轻，根本没有那种必须要成就什么的责任感。我相当自由，每天的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我自己，可以读书、工作，想做什么做什么，不必因此感到亏欠了任何人。考试的阴云远未出现在明亮的地平线上：如果以十九年的生命岁月为参照的话，三年是多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们安排得多么丰富、多么感性，我们会让它们带来多少惊喜和礼物！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我的诗歌进行——用我当时的话说——毫不留情面的筛选，编一本诗歌选集。今天我还会毫无羞赧地承认，对于当时刚刚高中毕业十九岁的我来说，油墨的香味要胜过这地球上最香甜的气味，要比设拉子的玫瑰油气味更甜美。任何一家报纸发表我的任何一首诗歌都会给我那摇晃不稳的自信带来一股新力量。我现在不应该有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尝试着出版整个诗集吗？伙伴们的建议让我做出了这一决定，他们比我自己对我的诗歌更有信心。

　　我冒昧地将诗稿干脆寄给当时那家有代表性的德语诗歌出版机构：舒斯特尔·勒夫勒（Schuster & Löffler）出版社。这是利利恩克龙（Detlev von Liliencron，1844—1909）、戴麦尔、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1865—1910）、莫姆伯特（Alfred Mombert，1872—1942）那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人，同时他们也出版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新型德语抒情诗。然后呢，那是奇迹和吉兆！令人难忘的幸运时刻接踵而至，这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哪怕在已经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之后也没有过：有一封带着出版社印章的信。我不安地将这封信拿在手里，没有勇气去打开它。我终于屏住呼吸来读这封信：出版社决定接受书稿，甚至还要求有出版后续作品的优先权！一稿校样的邮包送到了，我带着无比的激动把它打开，去看字体、编排格式、书的毛本样式。几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样书就寄来了。

　　我不知疲倦地对它们去注视、抚摸、比较，一遍又一遍！随后我就孩子气地到各家书店里去转悠，看他们是否已经把样书摆出来了，看看这些样书是摆在店面中央呢，还是堆在某个角落里。再往后呢，就是期待来信，等着最初的评论，期待着人们对此的最初反应，来自素不相识之人，来自意想不到之人。那些曾经让我倍感嫉妒的第一次出书的人所经历的紧张、激动和兴奋都出现在我身上。不过，这种陶醉不过是一见钟情般的初恋，绝非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为是。至于后来我自己怎样看待这些早期诗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最能说明问题：我再也没有重印这本《银弦集》（Silberne Saiten）——这是我那已经被毁掉的处女作的书名——而且没有将这里面的任何一首诗收入我的《诗歌全集》。那些诗句是一些拿捏不准的预感，或者是无意识的感觉代入，它们并非从自身的经历中喷薄而出，而是出自我对语言的激情。

　　不管怎么说，它们显示出了一定的音乐性，也有足够充分的诗歌形式感，能够在对诗歌感兴趣的特定圈子里受到关注，我也无由抱怨说自己没有受到鼓励。利利恩克龙和戴麦尔这两位在当时属于抒情诗领军人物的大诗人给予十九岁的我以发自内心的，已经像是同仁一般的认可；像神一样令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里尔克寄给我他最新诗集的特印本，上面的赠言写着“带着感谢的心情”，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我把里尔克的赠书当成我青年时代最为珍贵的回忆之一，从奥地利的废墟中将它抢救出来带到了伦敦（现在它会在哪里呢？）。

　　我甚至这么想，里尔克馈赠我的第一件友情礼物——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个——已经四十年了，这些我所熟悉的作品从亡灵国度在向我致意，当然这有点儿让人毛骨悚然。不过，最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意外是，当时与理查德·施特劳斯齐名的尚在人世的伟大作曲家马克斯·雷格尔（Max Reger）居然请求我允许他为其中的六首诗谱曲。此后我多少次在音乐会上听到这首或者那首诗——我自己写的，但是我自己早已忘记或者舍弃的诗作，却在另外一种艺术中经由一位大师的创作而得以传世。

　　在这些未曾期冀的认可中也伴随着一些友好而坦率的批评，但它们还是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我足够多的鼓励，促使我有勇气迈出一步：因为我无可救药地缺少自信，所以从来没有或者说没有及早地走出这一步。在高中时我就在文学杂志《现代》（Morderne）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影响更大、发行更广的报纸上做这种尝试。其实，在维也纳，高级别的报纸也只有一份，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这份报纸以高雅的格调、文化上知名度以及政治上的声望在整个奥匈帝国备受重视，其地位正如《泰晤士报》在英语世界或者《时报》（Le Temps）^①在法语世界中一样。

　　①法国《世界报》的前身。

　　甚至在德意志帝国也没有哪家德语报纸去努力达到这样足具代表性的文化水准。这家报纸的主编莫里茨·贝内狄克特（Moritz Benedikt）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出浑身解数要让自己的报纸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里超越所有的德语报纸。如果他想争取某个名作家赐稿，会不顾惜任何代价，连发十几封二十封电报，并且同意预付稿酬。每逢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专号，文学副刊上就会出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名字：法朗士（Anatole France）、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萧伯纳等人的名字就一起出现在这张报纸上。对于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文学品味的形成，这家报纸所做的贡献无法估量。这家报纸有顺势而为的“进步的”、自由的世界观，有稳重而谨慎的态度，模范地代表了传统奥地利的高文化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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