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2)_茨威格

二二

　　§四　生活的大学

　　这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终于可以在走出遭人憎恨的文理中学后摔上它的大门。在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通过了毕业考试——因为关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哲学的东西，我们知道些什么呢？——以后，我们的校长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来赞誉我们，为了这个特殊的庆典场合，我们都穿上了黑色的、庄重的礼服。校长说，现在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从此要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干来给祖国争得荣誉。八年朝夕相处的伙伴关系也随着毕业而分崩离析，同坐在这条船上的伙伴我后来又见到过的只有很少的几个。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在大学注了册，而那些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和活动的人，则带着满是嫉妒的眼光来看我们。

　　在那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时代，上大学还是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大学生就获得了某些特权，这些年轻学子的特权之多超过所有的同龄人。这种古风犹存的特例在德语以外的国家无人知晓，因而有必要来解释一下这些荒诞而不合时宜的事情。我们的大学大多成立于中世纪，在那个时代，跟渊博的知识打交道还算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为了能够吸引年轻人来大学就读，大学生们被授予一定的等级特权。中世纪的学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辖范围内，在校园里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扰。大学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决斗而不受惩罚的特权，他们被认可为一个封闭式行会，有自己的良俗和恶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倾向日渐加强，当其他中世纪行会都已经被解散之后，整个欧洲范围内学者的特权地位也随之丧失了。只有在阶级意识比民主意识更胜一筹的德国和讲德语的奥地利，大学生们还固执地抓住这些早已没有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手，甚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大学生行为准则。一名讲德语的大学生在一般性的市民名誉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大学生“名誉”。要是有谁羞辱了他，他就得给这个人“一点儿颜色看”。这就是说，他得拿起武器跟这个人决斗，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挽回名誉”。依照这种自鸣得意的评判，“有挽回名誉”资格的不是商人或者银行家，只能是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大学生或者军官，此外任何人无法享有这种特殊的“荣誉”，跟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青年剑光相见。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人要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就得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也意味着要尽量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让这些英雄行为造成的标记留在脸上。有着光滑的面颊，没有被打歪过的鼻子，对于一位真正的日耳曼学者来说算是没尊荣的。那些属于不同社团的大学生——这些人隶属于以某些颜色自我标记的联盟团（Verbindung）——总是要有事没事地找机会“来一场”，他们要么互相决斗，要么不断去挑衅那些不愿争斗的大学生或者军官。在联盟团的击剑房里，每个新入伙儿的大学生都得在这一维护名誉的主要行为上露一手，他们也得学会这些群体中的其他惯习。

　　每个“狐狸”——这是对新来者的称呼——都会被分派给一位联盟团兄长：新来者要像奴隶一样对这位兄长唯命是从，而联盟团兄长要教会新来者入乡随俗的高级艺术：喝酒喝到呕吐为止，将整罐啤酒一口气一滴不剩地喝光，要这样光彩地来磨炼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或者在合唱当中大声吼着大学生歌曲，半夜里到大街上寻衅滋事来跟警察过不去。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当成是男子汉的、大学生的、德意志的做派。当这些年轻人在星期六出去“游逛”时，他们手里舞动着小旗子，头戴各种颜色的帽子，身上披着花花绿绿的飘带，这些头脑简单，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自以为是的小伙子感觉自己才是年轻人的精神代表。他们居高临下地蔑视那些“粗人”，因为这些人压根不知道去尊崇知识层的文化和日耳曼的男子汉气概。

　　对一位从省城高中毕业来到维也纳的愣头青来说，这种活跃而“开心的大学时代”被看成一切浪漫经历的浓缩。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公证人或者医生在自己村子里与人杯酒交谈中，还会因为交叉挂在房间墙上的剑或者各色仿制品而深为动情，他们骄傲地将脸上的伤疤当成知识人阶层的标记。对我们来说，这种简单粗鲁的活动只让人反感，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群身佩彩色飘带的人走过来，就躲到墙角等他们过去。对我们这些将个人自由赋予最高意义的人来说，这些人乐于展示攻击性、热衷于屈从群体，这正好表明了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最危险的内容。

　　更何况我们也知道，这些曲意造作的浪漫活动之后是精心的计算，隐藏着各种目的：归属于某个“好斗”的年轻人团体，会让每一个成员得到这个团体中身居高位的“长老”们的保护，让他们未来的职业前程变得容易些。以波恩为基地的“普鲁士人”是唯一一条有把握地通向德国外交界的道路，奥地利的“天主教联盟”则是在当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好途径。这些“英雄”大多都非常清楚，他们佩戴的这些飘带将来都能替代现在耽误掉的学习，他们额头表皮上的几条疤痕在求职时会比额头后面大脑里的内容更有用。单是看到这些粗鲁、军人化的乌合之众，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带着伤疤、寻衅挑事的脸就让我觉得在大学学习奇苦无比。那些真正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来大学学习的人，在去图书馆和报告厅时都会宁可选择走后面的小门，就是为了避免可能会与这群无聊的家伙有任何不期而遇。

　　我应该读大学，这是家庭会上早已经决定好的事。但是，要上哪个系呢？在这一点上，我父母给我以完全的自主决定权。我哥哥已经进入了父亲的工业企业，这样第二个儿子的前途设计就完全没有必要着急。我上大学的意义原本便是保证给家庭荣誉上增加一个博士头衔，无所谓是哪个专业的。我的灵魂早已经属于文学，对任何一个有专业规范的学科都不感兴趣，甚至还对整个学术活动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它还没有消失。对我来说，爱默生的“书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学”这一断言一直是有效力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一个人不用上中学、大学就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或者法律学家或者其他什么学家。这在我的实际生活中也无数次得到证明，古旧书店店主对于书籍的了解比专业教授还要多，艺术商比艺术研究者更懂艺术，在所有学科领域，很大一部分关键性启发和发现都来自学科之外。

　　也许对于那些智力平平的人来说，学术机构是实用的、可行的、生效的，但在我看来，对于个体的创造性天赋来说那纯粹是多此一举，甚至会起到阻碍的效果。像我们维也纳这所有六七千学生的大学，这一情况就尤为严重。到处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因为太忠于传统而完全落后于时代，我看不到哪个人能激发起我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所以，我在选择专业时依据的标准，不是挑那个我在内心深处最愿意了解的专业；正好相反，我要选那个对我最不困难的专业，以便腾出最多时间和自由投入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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