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125)_西蒙·波娃

一二五

　　罗贝尔乘上午10时的汽车走了。我在园子里窥望着邮递员，可没有刘易斯的来信。他事先曾告诉我他一周内会给我写信，再说从芝加哥来信不会这么快就抵达。他肯定没有忘记我，但是，他是那样无比遥远。寻找他这方面的救助，纯属枉然。救助我什么？我走进工作间，在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我遇到某种难以容忍的东西：我对罗贝尔产生了疑虑。“若在过去，他会仗义执言的。”我暗自思忖。过去，他总是直言不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共产党都绝不顺从。他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可突然，他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别人把他视为理想主义者，他为此受到了伤害。他莫非在尽力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去适应目前严酷的事实？但是，要适应现实，这太容易了。我也在适应，对此我并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对，或一味地顺从，这到头来总是落得个不忠。若我接受离开这个世界，便背叛了我的爱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却了死去的人们，便是对他们的背叛。说到底，倘若只事关死者与我自己，并不会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问题就严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实，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罗贝尔说不定会这么回答我。我们也准会说什么不打破鸡蛋炒不成蛋。但是关键是，到时谁去吃这些炒鸡蛋？打破的鸡蛋会发烂变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经被侵害了。”这确实是事实，确有其事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事实纠缠在一起，我为此会感到惊恐，自问自己到底如何辨别真伪。四亿中国人和一千五百万苦役犯相加起来是多少，我不知道。说不定两者应该相减。不管怎么说，是加是减都是错。一个人加一个人，并不就等于两个人，他们永远都是单个的人。对，我不该采用算术。要澄清这片混乱，必须求助于辩证法。这里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国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毁灭，一切都会厌倦，一切都会超越。集中营将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将被超越。这一因为集中营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暂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营，未来已经把它们取缔。再说，历史会自我关照，也会关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们为何不安宁呢？早在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向罗贝尔提出过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二十余载了。他当时还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认为他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他们假设人类是一个不朽之人，总有一天会因为她作出的种种牺牲而得到报答，我也必将从中得到自己的那份报答。可是我无法获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牺牲了的人们决不会走出坟墓去参加最后的盛宴。惟一能给他们慰藉的，是上帝的选民们不久就要在冥府与他们相会。在幸福与灾难之间，也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我关了电唱机，卧在长沙发上，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么公正、多么宽厚啊！刘易斯、罗贝尔、纳迪娜全都变得像幽灵一般轻盈，再也不重压着我的心：我也许能够承担那一千五百万或四亿幽灵的分量。过了片刻，我还是去找了本侦探小说，不得不消磨时间。但是时间也将消磨了我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谐。罗贝尔晚上回家时，我仿佛觉得是用望远镜从十分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脱离肉体的形象，周围一片虚无，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却仿佛出现在德朗茜铁窗口的迪埃戈。罗贝尔讲着，我听着，可一切都已经与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说，你不责备我吗？”罗贝尔问。

　　“我？一点儿也不。”

　　“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认为那些集中营与我无关，那你就错了。”

　　“恰恰相反。”我说，“我今天才意识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忧虑不安，这真不该。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们都在变化，都会有个头，说到底谁都会死的：一了百了。”

　　“啊，这只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法。”罗贝尔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除非问题本身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我补充道，“当人们认定生命才是真实的，那死亡的念头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罗贝尔摇摇头：“两者有差别。人们是用活着来证明他所选择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他就应该自杀。实际上，自杀也决不拥有这种意义。”

　　“人们继续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糊涂和怯懦。”我说，“这样活着最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首先，自杀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罗贝尔说，“再者，继续活着，决不仅仅是继续呼吸。谁也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你有你之爱，你也有你所恨，你愤慨，你赞美，这就要求你承认生命的价值。”他轻轻一笑，“我是安宁的。我们就集中营，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争论。面对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实，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你便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之中去，但是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有作答。显然，我明天又会讨论许多东西，但是，这就证明了他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显得无关紧要了吗？倘若如此，我也许会又重新开始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个周六，纳迪娜和朗贝尔来到了圣马丁。他们俩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饭时，纳迪娜没有开口说话。朗贝尔两天后就要去德国调查苏联管辖区内的集中营的事情。罗贝尔和他一致避免谈及问题的实质，但却热烈地商谈着调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时，纳迪娜发作开了：

　　“这件事情纯属荒诞！那些集中营当然存在。这可耻，但也必不可少：社会就是如此嘛，谁也无能为力！”

　　“你总是轻易表态！”朗贝尔责备地瞪了她一眼，“摆脱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总不表态！”纳迪娜挑衅地说，“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对苏联有坏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显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多好。”

　　他一耸肩膀，当时没有答腔，可夜里他们俩准在小屋里吵过了。第二天，纳迪娜带着一本书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书却一页也没有读。找她说话也是白搭：她对我爱搭不理。晚上，朗贝尔在花园里叫她，她动也没有动一下，朗贝尔便进了屋：

　　“纳迪娜，该走了。”

　　“我不走了。”她说，“我只要明天上午10时到《警觉》杂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诉过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见一些人。”

　　“那就去见呗。这你又用不着我。”

　　“纳迪娜，别发蠢了！”他不耐烦地说，“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呆一个小时。我们说定一起去中国餐馆的。”

　　“我改变主意了，你也有过吧。”纳迪娜说，“我呆在这儿。”

　　“这是我行前我们最后一个夜晚了。”朗贝尔说。

　　“这是你自找的！”她说。

　　“那好，明天见。”他粗声粗气地说。

　　“明天我忙着呢。等你回来见。”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远别见。”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关门而去。纳迪娜看了我一眼，也开始嚷叫了起来：“千万别骂我错了，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啥，那跟我无关。”

　　“我还没有张嘴呢。”

　　“让他去游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说道，“但是在决定之前，他也该听听我的意见呀，我恨别人撒谎。这次调查没那么急，他还不如当面对我说：我想一个人呆着。因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他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为他那亲爱的爸爸哭泣。”

　　“这很正常。”我说。

　　“正常？他父亲是个老混账。首先，他本来就不该与他重归于好；如今又像个小孩似地为他哭泣。他哭时真流着泪，我看见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说道。

　　“那又怎么了？这并不羞耻。”

　　“我认识的男子中没有一个会这样落泪。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说他家老头儿是被别人故意害死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我说。

　　她脸霍地发红：

　　“不可能害朗贝尔父亲！真荒唐！”她说。

　　吃罢晚饭，她到野外游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饭时才又照面。她一副责备而又贪婪的神态，把刘易斯的第一封信递给了我。

　　“有一封美利坚的来信。”她又添了一句：“从芝加哥来的。”她边说边用两只眼睛紧紧地打量着我。

　　“谢谢。”

　　“你不拆开？”

　　“没什么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边，喝茶时尽量不让自己的手颤抖。我就像刘易斯第一次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时，难以支撑这具散架的躯体。罗贝尔前来救助，他给纳迪娜提出许多有关《警觉》杂志的问题，直到我找到了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手指是多么的笨拙，拆信时，把里边的那页黄颜色的信纸也撕破了。刘易斯就要神奇地从这页信纸中出现，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写得欢快、客气但空洞，我一时惊愕地凝望着信末的签名，它就像一块墓石般残酷无情，即使读上百遍，把它读烂了，我也无法从中挤出一句新的话语，挤出一个微笑、一个亲吻，我尽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页空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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