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124)_西蒙·波娃

一二四

　　“你瞧。”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你总是把一切都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地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第二天会谈之前读完，阅后亲手交还给他。近来我们与他们很少见面，每次见面前总是争吵不休，可这天早上，他极力避免不易谈拢的话题，见面后很快就告辞走了：分手时和和气气。罗贝尔马上阅读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语材料，可大多是英语，也有少数几份德语材料。

　　“来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对我说。我紧挨着他坐在椴树下，两人默默地阅读着。里边什么都有：报告、报道、统计材料、苏联法规摘录、评论等。如此杂乱的材料，我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可有的材料却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苏联人囚禁在集中营中的男女的证词，可悲的是，这些集中营酷似纳粹的集中营；有作为盟友穿越了苏联大片国土的美国人对这些集中营的描述。据斯克利亚西纳下的结论，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在集中营中忍受煎熬，其状况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我望了望罗贝尔：

　　“里面说的这一切有真的吗？”我问。

　　“肯定有许多情况。”他简短地回答道。

　　迄此为止，他对第二天的会面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别人谴责他逃避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苏联人揭露的情况不会使他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认为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哑口无言，这应该看作是他内心忧虑不安吧。30年代，当他的那些共产党人朋友向他宣扬苏联的惩戒制度时，他并没有轻信。那些人说，在苏联，罪犯并不关在牢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进行有益的劳动，工会保护他们，起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按照工会规定的标准得到劳动报酬。

　　罗贝尔曾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办呢？”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我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

　　“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罗贝尔说，“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

　　“要是补充材料也证实了我们刚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么办？”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着他。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准备容忍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意味着否定他解放以来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革命解放联合会、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订的论着。

　　“您向来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者。”我说，“作为知识分子，您承担了某些职责，其中一条就是要讲真话。”

　　“容我考虑考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罢了饭。平常，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现在这般苦思冥想，闷声不吭，心绪该是多么不宁啊。我也一样，劳改营或死亡营，两者显然有几点差别。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关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抬着畸形的额头，张着疯狂的眼睛。而这一切竟发生在苏联！

　　“我不想工作。咱们去散散步吧。”罗贝尔建议道。

　　我们穿过了村庄，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将成熟的麦子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天有点儿热，但还不算太热；几朵小小的云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滚动；村庄隐约可见，那面包色的屋顶、褐色的墙壁和小小的钟楼远远在望；大地仿佛是专门为人类创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罗贝尔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低语，突然说：

　　“忘记这个世界是多么严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说：“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么希望轻易忘掉这一切啊。斯克利亚西纳为何来扰乱我们的生活？但是，罗贝尔想到的并不是集中营。

　　“你跟我说若我保持沉默，就是当集中营的同谋。”他说道，“可是，一旦我仗义执言，我又成了苏联之敌的同谋，也就是说成了所有那些想维持世界现状之人的同谋。那些集中营确实是件可怖的东西，但决不能忘记恐怖处处存在。”

　　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描绘历史的画卷和社会的总蓝图并非他之所好，然而在这天下午，当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时，世界的全部灾难降临到阳光灿烂的乡村：法国无产阶级的困苦、贫穷和绝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难，从中国到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奴役、饥荒和瘟疫等等。千百万的人们就在我们身边慢慢地死去，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生活，连苍天都为他们的死亡而变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问，我们还岂敢轻松呼吸。

　　“这下，你明白了。”罗贝尔说，“我的所谓知识分子职责，对真理的尊重，都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问题是要弄清如果谴责集中营，这于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对。”我说，“但是，您凭什么认为苏联的事业如今还和人类的事业相提并论呢？我觉得集中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们重新审视苏联。”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罗贝尔说，“这对苏联政权来说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吗？或只是与某种可以改变的政策相联系？一旦苏联开始重新建设，能指望这一制度会立即取消吗？我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

　　我没有多说。我能以谁的名义进行抗议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们回到家里，各自装作埋头工作，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从美利坚带回了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材料、笔记和书籍，可没有去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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