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30)_阿特伍德

三〇

　　他大笑起来。“没错，”他说，“我们这些‘执笔者’可得小心点，免得挨骂。不过，‘五月天’用这种手段可谓非常聪明：现如今没多少人会觉察到这种方法。就像他们说的：如果你不去看，你就看不到。”

　　“很巧妙。”我说。

　　“那只是线索的一端——‘五月天’的那端。我刚才说了，基列这边也有一端——那些在这里接收微点情报、再把这边的消息回复过去的人。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哪个人，或是哪些人。”

　　“我已经吩咐过阿杜瓦堂的同事们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说。

　　“还有谁比嬷嬷们更适合这种任务呢？”他说，“你们选中哪户人家，就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女人的第六感，你们能听到我们这些迟钝的男人根本听不出来的弦外之音。”

　　“我们定能智取‘五月天’。”我这么说的时候，攥紧了拳头，伸出了下巴。

　　“我欣赏你的斗志，丽迪亚嬷嬷，”他说，“我们组成了完美的团队！”

　　“真理必将显现。”我说。我在颤抖，我希望那会被当作义愤填膺的表现。

　　“愿主明察。”他答道。

　　我的读者，在这样的会面后我得缓一缓。我走到施拉夫利咖啡馆，喝了杯热牛奶。再到希尔德加德图书馆，继续我和你的旅程。把我当成你的向导吧。把你自己想成迷失在幽黑森林里的漂泊者。天色还将变得更黑。

　　上次写到的最后一页上，我已带领你去了体育馆，我就从那儿继续。时间悄然流逝，事情陷入了一种模式。如果你睡得着，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忍耐。拥抱哭泣的人，哪怕我必须要说，哭泣变得乏味了。吼叫也一样。

　　前几个晚上的抗争用的是音乐——几个比别人更乐观、精力更充沛的女人自告奋勇担当领唱，尝试了《我们将克服万难》和早已消失在夏令营回忆中的类似的老歌。要想起所有歌词是有点难，但至少让歌声多姿多彩了。

　　没有哪个守卫叫停这番尝试。然而，三天过去后，充沛的体力和精神都渐渐衰退，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加入合唱，也出现了另一种低语——“请安静！”“看在上帝的分上，闭嘴吧！”——所以，女童子军的领袖们在几次令人痛心的抗议后——“我只是想帮忙”——停止并终止了歌唱。

　　我不是合唱者中的一员。为什么要浪费体力呢？我的心绪没有悦耳的旋律，更像是迷宫里的一只老鼠。有出路吗？出路在哪儿？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是一种测试吗？他们打算得出什么结果？

　　有些女人做噩梦，你肯定想象得出来。她们会呻吟，在梦中剧烈地抽搐身体，或是掩饰着尖叫打挺坐起来。这不是在评判她们，我自己也做噩梦。要我描述一个梦给你听吗？不，我不会说。事到如今，我已听过好多次这类梦的重述，因而非常明白：别人的噩梦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你搞得心力交瘁。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只有你自己的噩梦才有意义，才最重要。

　　早上是警铃把人强行唤醒。有些人的手表没被强行取走——有的表被夺走了，有的并没有——她们说铃声是六点整响的。早餐是面包和水。面包简直好吃极了！有些人狼吞虎咽，但我吃得很慢，尽量吃得久一点。咀嚼和吞咽，可以打散周而复始的抽象思维。也能消磨时间。

　　早餐后，排队去污秽的厕所，如果你进的那间堵塞了，那就祝你好运，因为不会有人去通马桶。我的推断？为了让这种局面越来越糟，夜间巡逻的守卫们还会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塞进马桶。有些爱干净的人曾试图打扫洗手间，但一旦发现那是多么徒劳无望，她们也就放弃了。放弃是新的常态，我不得不说那是有传染性的。

　　我有没有说过，里面没有厕纸？那怎么办？用你的手，再把弄脏的手指凑到水龙头下洗干净，水龙头有时能滴出水，有时不能。我敢肯定那也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就为了让我们喜忧无常。不管他们指派了哪个喜欢折磨小猫的白痴来干这事，我都能想象出来他随意拨弄水阀总闸时的表情，开开关关，一脸傻笑。

　　他们说过，不能喝那些水龙头里的水，但有些人很不明智地喝了。随之而来的是呕吐和腹泻，又给这场普天同乐平添了几分热闹。

　　没有纸巾。没有任何种类的毛巾。我们在自己的裙子上把手蹭干净，不管手有没有洗过。

　　我很抱歉把设施描述得这么详细，但你会惊讶于这些东西竟然变得如此重要——都是你认为理所应当存在的基础用品，直到把它们从你手边夺走，你才会想到它们的存在。在我的白日梦里——我们都会空想，因为被强迫着无所事事、内心愈加郁积就会导致空想，大脑必须让自己忙活起来——我常常幻见一间漂亮、洁净、雪白的洗手间。哦，还有附带的水槽，有源源不断、水量充足的纯净活水。

　　我们开始发臭，这是必然的。不仅要忍受厕所里的煎熬，我们还一直穿着职业套装睡觉，没有内衣可以更换。我们中的有些人已绝经了，但另一些人没有，所以，凝血也混杂在汗味、泪水、屎尿和呕吐物的气味中。连呼吸都让人恶心。

　　他们是在让我们退化为动物——被圈养的动物——退回到我们的动物本性。他们是在提醒我们记住那种本性。我们要把自己认定为次等人类。

　　每一天剩下的时间就像一朵有毒的花慢慢绽开，一瓣接着一瓣，慢得难以忍受。有时候我们会再次被铐上，也有时候不会，排成一列走出去，走进露天看台狭窄的座椅间，在刺眼的阳光下坐好，只有一次——真是太幸福了——是坐在凉爽的细雨里。那天晚上，我们全都散发出湿衣服的潮臭味，自身的气味倒是弱了点。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我们眼看着货车开来，卸下车厢里的女人，空车离去。新来的女人们发出同样的哭号声，守卫们也喊出同样的吼叫声。在剧烈挣扎中建立的暴政是多么乏味啊。永远是一个套路。

　　午餐还是三明治，但有一天——下雨的那天——是一些胡萝卜条。

　　“没有一顿是营养均衡的。”安妮塔说。大多数日子里，我们都设法坐在一起，睡觉时也离得很近。在这之前，我俩没有私交，顶多只是同行的同事，但仅仅和之前认识的人在一起就能让我有所慰藉；一个能映现我之前的成就、我之前的人生的人。你可以说，我们之间有纽带。

　　“你以前真他妈是个好法官。”第三天，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谢谢你。你也是。”我也轻声回复。以前，这个时态让人心寒。

　　对于我们这个分区里的其他人，我所知甚少。有时候会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所在律所的名字。有些律所专门处理家庭法律事务——离婚案、抚养权之类的——如果说现在女人就是敌人，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们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但在地产、诉讼、房地产法或公司法领域从业也没有任何庇护作用。必需条件只是一种致命的组合：一纸法律专业文凭和一个子宫。

　　下午被选定为处刑的时间段。同样的列队，走到体育场中央，被判处死刑的女人们都被蒙住了眼睛。随着时间推移，我注意到了更多细节：有些人几乎走不动路，有些人看似已失去知觉。她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选定她们去死？

　　总是那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在麦克风里念出规劝的口号：上帝必胜！

　　接着就是射击，倒下，瘫软的尸体。随后就是清场。有一辆卡车是装尸体的。她们会被埋葬吗？会被火化吗？或是那样做都太麻烦了？也许只会把她们倒进垃圾场，留给乌鸦。

　　第四天出现了变化：开枪的人里面有三个女人。她们没有穿职业套装，而是换上了浴袍似的棕色长袍，下巴抵着围脖。那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恶魔！”我轻声对安妮塔说道。

　　“她们怎么可以这样？”她也轻声回我。

　　第五天，执行枪决的人里面有六个穿棕色长袍的女人。还有一场骚动，那六人之一没有瞄准蒙住眼睛的死刑犯，而是调转枪口，射中了一个穿黑制服的男人。她立刻被乱枪射中，倒在地上。看台上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原来，我心想，是有一条出路的。

　　白天，新来的女人加入我们这个律师和法官的群体。但群体规模还是老样子，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些人会被带走。她们都是单独被两个守卫架走的。我们不知道她们被带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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