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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贝蒂小吃店

  几个星期过去了,劳拉还没有回来。我想给她写信,给她打电话,但理查德说那样对她有害。他说,她不能被过去生活中任何人的声音打扰。她需要把思想集中于她的现状——当前的治疗。这是医院告诉他的。至于治疗的性质,他不是医生,不能不懂装懂。这种事最好还是留给专家去管吧。

  我想象她在囚禁中挣扎,陷在她自己酿造的痛苦的幻想中,或者陷在她周围的人同样痛苦的幻想中;这种想象时时在折磨我。她自己的幻想何时变成了别人的幻想?介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门槛在哪里?我们大家每天都不假思索地跨过这道门槛;我们使用语法的口令——我说、你说、他和她说、它、另一方面、没有说——使用流通的硬币以及约定俗成的语意购得清醒理智的权利。

  甚至当劳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不太认同约定俗成的语义。问题不就出在这里吗?当需要说是时,她却坚持说不。她的态度总是同大家相反。

  他们告诉我,劳拉的情况不错:她有了进展。接着,情况又不好了:她有了反复。她有什么样的进展?又有什么样的反复?我不该深究这些,那会扰乱我的情绪。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保持精力对我很重要。“我们要让你马上好起来。”理查德拍拍我的胳膊说道。

  “可我真的没病。”我说。

  “你懂我的意思,”他说道,“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充满柔情地一笑,向我投来几乎是挑逗的一瞥。他的眼睛变小了,或者说眼睛四周的肉往里长了;这给予他一种奸猾的表情。他正盘算着何时能回到属于他的地方:社会的最上层。我在想,他会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他体重增加了;他经常在外边吃饭;他在俱乐部和各种重大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些都是沉重的集会,重量级的男人们在此会面并沉思默想,因为国家将面临重大困难——对这一点大家都有所猜测。

  发表那些演说能令一个男人自我膨胀。至今我已见识过多次,也见识过他们在演说中的那种用词。那种用词极容易冲昏头脑。你可以从电视和政治广播中见识到——这类词像气泡一样从他们口里不断冒出来。

  我决定病着,时间越长越好。

  我为劳拉的事烦恼不已。我翻来覆去地考虑威妮弗蕾德说过的话,并从各个角度去分析。我不太相信她的话,但又不能不信。

  劳拉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经意就把东西给打破了。她从来不尊重别人的所有权。我的东西就是她的:我的自来水笔、我的古龙香水、我夏天的裙子、我的帽子、我的梳子。难道也包括我还未出生的孩子?然而,如果她患了妄想症——如果她一直在编造事情——为什么她恰好就编出了关于孩子的事呢?

  但另一方面,假设威妮弗蕾德在撒谎,假设劳拉的神志正常。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劳拉一直在说真话。如果劳拉一直在说真话,那么劳拉就是怀孕了。如果她真的有了孩子,那孩子的下落呢?她又为什么不告诉我,而去告诉一个医生——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她不向我求助?我琢磨了好一阵子。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健康状况不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至于孩子的父亲,不管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的,只有一个男人有这种可能性。那准是亚历克斯·托马斯。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

  我再也不知道劳拉会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了。她变得让我感到陌生了,就像你戴着手套,你对手套的衬里感到陌生一样。她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却无法观察她。我只能感觉到她存在的轮廓:一个空洞的轮廓,填满了我自己的想象。

  几个月过去了。六月,七月,然后是八月。威妮弗蕾德说我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她说,我应该多去户外活动一下。我应该采纳她一再的建议,打网球或高尔夫球。这对我的胃有帮助——我应该注意保护它,以免患上慢性胃病。如果我不想打球,至少我可以料理一下我的石园。这活儿对孕妇非常合适。

  我不喜欢我的石园;同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它仅仅名义上是属于我的。(由此想到,“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它无疑是被偷换来的孩子,一定是吉卜赛人留下的;而我真正的孩子——不那么爱哭,而爱笑,也不那么尖刻——被拐走了。)石园同样也不欢迎我的照料;我所做的一切丝毫不能取悦它。花园的各种石头倒是赏心悦目——有许多粉红色的花岗岩,还有石灰岩——但在石头上我什么也种不了。

  我满足于靠书本来打发日子——《石园花草谱》、《北方地区的沙漠肉质植物》之类。我翻阅这些书籍,列出单子——我要种的或实际上已种下的植物,以及应该长却没长出来的植物。龙血树、银边翠、屋顶长生花,等等。我喜欢这些名字,却不太在乎植物本身如何。

  “我不像你,”我对威妮弗蕾德说,“我可没有高超的园艺技术。”我假装啥也干不好;这种佯装的本事现在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几乎不用动脑子。威妮弗蕾德不再认为我的无能对她十分方便。

  “不过,你自然得作出一点努力。”她会如是说。一听这话,我就让她看我列出的那些没种活的植物的名单。

  “石头多漂亮啊,”我说道,“难道我们不能把它叫雕塑吗?”

  我盘算着独自动身去看望劳拉。我可以把艾梅托给新来的保姆;我想她一定是穆加特罗伊德小姐——在我心目中,我们所有的用人都姓穆加特罗伊德,他们全是一伙的。但是不行,保姆会提醒威妮弗蕾德。我可以对付他们所有的人;我可以在某天早晨带着艾梅偷偷溜走;我可以乘火车走。然而,到哪儿下车呢?我不知道劳拉在何处——不知道她被藏匿在何处。据说,贝拉维斯塔诊所在北方某地,但北方是个很大的范围。我在理查德书房的书桌里乱翻,却没找到来自这个诊所的信件。他一定是放在办公室了。

  有一天,理查德回家很早。他看上去相当烦恼。他说,劳拉已经不在贝拉维斯塔诊所了。

  怎么会呢?我问道。

  他说,诊所来了个男人。此人自称是劳拉的律师,或者说是她的代理人。他说,此人是蔡斯小姐信托基金会的一名理事。他对把劳拉送进贝拉维斯塔诊所的做法提出质疑。他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我是否知道这些过程?

  不,我不知道。(我一直把两手叠放在腿上。我露出吃惊的表情,也露出一丝兴趣。我并没露出兴高采烈的表情来。)后来又怎么样了?我问道。

  贝拉维斯塔诊所的所长当时不在,医护人员慌作一团。他们让劳拉在这个男人的监护之下出院了。他们断定,病人家属一定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曝光。(那位律师说了一些此类威胁的话。)

  我说,我认为他们做得对。

  理查德说,没错,这点毫无疑问。但劳拉精神正常吗?为了她好,为了她自己的安全,至少我们得确保这一点。尽管她表面上看来比以前平静了,但贝拉维斯塔诊所的医护人员仍抱有怀疑。如果允许她随便四处乱跑,谁知道她会给自己或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我没碰巧知道她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

  我没收到过她的信吗?

  我没有。

  我会不会犹豫告诉他呢?

  我不会犹豫。这些都是我的原话。这是些没有宾语的句子,按字面意思不是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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