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名格蕾丝(30)_阿特伍德

三〇

　　这样的患难带来一件好事。乘客里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同时还有利物浦来的一些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如果大家都健康安全，一定会争吵，甚至扭打起来，因为本来就互相恨得要命。但是什么也比不上一阵不可抑制的晕船能使人忘记争吵，能使那些在陆地上可能会劲头十足地撕扯对方喉咙的人像最慈祥的母亲那样在排水孔那儿互相扶着头。我有时在监狱里也见到同样的情况，可见危难确实使人不择伙伴。航海旅行和监狱生活可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皆为草，皆软弱。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过了几天，我适应了海上生活，也就能够拿着东西上下楼梯，张罗一天几顿饭了。每家自己供应食品，送到船上的厨师手里，放进一个网兜，然后放进一个装满沸水的大锅，与其他人家的食品一起煮。所以你不仅吃自己的饭，而且也能尝到别人的饭的味道。我们有咸猪肉、咸牛肉、一些洋葱和土豆（但不很多，因为太重）、干豌豆和一棵包菜（但不久就吃光了，因为我觉得应该在它没蔫之前就吃掉）。我们带的燕麦片没法在大锅里煮，只是用热水和上，让它浸泡着，茶也一样。我已说过，我们还有饼干。

　　波琳姨妈还给母亲三个柠檬。母亲说它们就像金子一样贵重，因为能防坏血病，所以我把它们好好收藏起来，必要时再用。总的来说，我们有足够的食品保存我们的体力。但有些人就不如我们带的多，他们把钱都花在路费上了。我们还有些富余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父母身体不适，都吃不了自己的那份。所以我给了我们的邻居一些饼干。她是个老妇人，名叫费伦夫人，她非常感谢我，并说上帝保佑我。她是天主教徒，和她女儿的两个孩子同行。这两个孩子在全家移民时没带走，现在她带他们去蒙特利尔，她的女婿付了他们的路费。我帮她照料孩子，后来我庆幸自己这样做了。不期望报答的善行会得到十倍的报答，我相信你也常听人这么说，先生。

　　有天风和日丽，我们听说可以洗东西（因为晕船呕吐，这时很需要清洗）。我除了洗我们自己的东西，还帮她洗了个床罩。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洗，因为我们只能用提供的海水，但至少把污物洗去了，不过洗过之后东西都带有盐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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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开出后一个半星期，我们遇上一阵狂风，船就像软木塞在盆子里一样被风刮得乱晃荡。随后便是一片疯狂的祈祷声和尖叫声。做饭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晚上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不抓好就会从床上滚下来。船长要大副来告诉大家保持冷静，因为这只是阵普通的大风，不值得这样激动，况且这风正把我们向要去的方向刮。但是水在顺着舱口往里进，所以他们就把舱门关上。我们被关在一片漆黑之中，空气更少了，我以为我们都要被闷死了。但是船长一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舱门总有人一时打开一会儿。离舱门近的人身上已打湿，也轮到他们为一直能呼吸到较好的空气付点代价了。

　　两天后大风停了。新教组织了一个全体教徒参加的感恩仪式；船上的一位神甫为天主教徒做了弥撒。可以说，由于条件所限，没法避免两个仪式都参加，但没人反对，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两个教派在船上比在陆地上更能相互容忍。我本人与年老的费伦太太已很友好。她比我母亲腿脚还灵便，可母亲一直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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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刮过之后，天转冷了。我们开始遇上雾和冰山。有人说今年这个时候比往年冰山多。我们缓慢航行，恐怕撞上冰山。水手说冰山的一大部分在水下，看不见。幸好没有大风，要不我们可能会撞上一座冰山，船就要撞坏了。可是，我看冰山怎么也看不够。这些是冰的高山，有顶峰，也有塔楼，太阳照上去雪白晶亮。中心有蓝光，我想天堂的墙一定是这样的材料做的，只是没这么冰冷。

　　就在船驶入冰山群时母亲的病加重了。因为晕船，她多半时间卧床不起，除了吃些饼干和水，以及一点麦片粥，其他什么也不吃。父亲也好不了多少。你要是光听他哼哼的声音，他的病像是更重。情况很不好。因为在风暴期间我们没能洗晒床上的东西，我没注意到母亲的病已很重。她说她头疼得厉害，眼睛看不见什么东西。我找来湿布放在她额头上，发现她在发烧。她又说胃很疼，我用手摸了一下。有块大肿块，我以为又是一张要吃饭的小嘴，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会长得这么快。

　　我便告诉老费伦夫人。她说她共接生过十六个婴儿，其中九个是她自己的。她立刻过来，用手摸那肿块，她又是按又是捅，弄得母亲直叫。费伦夫人说我应该去叫医生。我不想去，因为船长说不要因小事去打扰他。可是费伦夫人说这不是小事，也不是婴儿。

　　我问父亲，他说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他病得太厉害，管不了那么多。所以最后我去找医生了，可是医生没来。母亲的病却是越来越严重。她要么不说话，要么说胡话。

　　费伦夫人说这太不像话，就是对牛也不该这样。她说叫医生时最好说可能是斑疹伤寒或霍乱，因为在船上他们最怕这些病了。我这样说了，医生马上就到了。

　　但他像公鸡身上的奶头一样，没有一点用——请原谅我的比喻，先生。玛丽·惠特尼爱这样说。他号了母亲的脉搏，摸摸前额之后，问了些问题，母亲没答。他只对我们说她得的不是霍乱。这我早就知道了，霍乱是我编出来的。但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他也说不出；很可能是肿瘤，或是囊肿，要么就是阑尾炎。他给了她一些药止疼。我想是鸦片酊，开了很多，母亲一下就不再喊了，他开药肯定就是这个目的。他说我们必须希望她能渡过难关；可是不开刀无法知道她得的什么病，而开刀她一定受不了。

　　我问他是否能把她抬到甲板上去呼吸些新鲜空气，但他说不能搬动她，然后他就赶快溜了，一边走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下面空气这么糟糕，他都快闷死了。这又是我早就知道的。

　　我母亲当晚就死了。我希望能告诉你她像书里写的那样临终看到了天使，并在临死前对我们说了番很动人的话。如果她真见到天使了，她没告诉我们，也没对我们说其他什么话。我睡着了，不过我是想守夜的。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她两眼睁着，眼珠一动不动，已像鲭鱼一样死了。费伦夫人用胳膊搂着我，并用披肩把我裹上，让我喝了一口她带着做药的酒。她说哭一会儿对我有好处，至少那可怜的人已脱离苦难。虽然她是新教徒，但现在已到天堂与有福的圣人在一起了。

　　费伦夫人还说我们没按照习俗打开窗户让母亲的灵魂飞走；但也许这不会对我可怜的母亲不利，因为船底没有窗户，也就没法打开。可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习俗。

　　＊

　　我没哭。我感到是我，而不是母亲死了。我坐在那儿像瘫了一样，不知道下面怎么办。但费伦夫人说我们不能让她就这样躺着，问我是否有条白床单把她包起来埋葬。我便开始发愁，因为我们只有三条床单。两条旧的，是用破之后，裁成两半，换了边又缝起来的。一条新的是波琳姨妈给的，我不知用哪条。用旧的似乎不敬，但要用新的对活着的人来说又是种浪费。所以可以说，我的所有悲哀都集中在床单的选择上了。最后我问自己，要是母亲活着，她会怎么做。因为她活着时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决定用旧的，至少还挺干净。

　　船长得到通知，派来两名船员把母亲抬上甲板。费伦夫人和我一道上去，把母亲整理好，眼睛闭上，头发放下，因为费伦夫人说人下葬时头发不能打结。除去鞋子，我仍让她穿着死时穿的衣服。我把鞋子留下来，还有她的披肩，因为她已不再需要了。她看上去苍白而虚弱，像朵春天的花。小的弟妹都围成一圈哭，我让他们在她的前额上亲一下，但如果我认为她是得传染病死的，绝不会这样做的。有一个船员对这类事很精通。他把床单整齐地掖在她身下，然后紧紧地缝好，脚下放一节旧铁链，好让她沉下去。我忘了剪她一缕头发做纪念，这本是我应该做的，可是我当时头脑太混乱了，根本记不起来。

　　床单一盖上她的脸，我就感到不是我的母亲在床单下面，而是另一个女人。要么是母亲变了，但如果我现在把床单掀去，她就会整个变成另一个人。我一定是被惊吓坏了，才会有这样的念头。

　　幸好船上有个牧师也在作渡洋旅行。他住在一间船舱里，就是在大风之后主持感恩仪式的那个牧师。他读了一段很短的祈祷。我父亲也摇摇晃晃地从货舱走上楼梯，低着头站在那儿，看上去蓬头垢面的，但他至少在那儿。然后，当冰山在我们四周浮过，大雾慢慢飘近的时候，我们把可怜的母亲放下水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去哪儿。想到她要在白床单里下沉，周围的鱼都睁着大眼看的情形，就感到有点可怕。这比埋进土里要糟糕，因为如果把人埋在土里，你至少知道他们在哪儿。

　　然后，一切就很快地结束了。第二天一切照常，只是母亲不在了。

　　那天晚上，我把一个柠檬切开，叫每个小的都吃一片，我也吃了一片。非常酸，但让你觉得一定会对你有好处。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做的事。

　　＊

　　现在我还有一件关于那次旅行的事想告诉你。当风平浪静，雾最浓的时候，装着波琳姨妈给的茶壶的柳条篮子掉在地上，茶壶摔碎了。可是，现在尽管大风把船刮得颠簸动荡，那篮子仍在原处，安然系在床头柱子上。

　　费伦夫人说肯定是有人想偷，但怕人发现住手了，再说这东西本身也不好出手。但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那是母亲的灵魂因我们没开窗户被锁在船底，为我没用最好的床单而生我的气。她将永远像瓶子里的蛾子一样被关在货舱里，在一片可怕的、黑暗的大洋上一趟趟航行，一趟运移民，一趟运圆木。想到这些我很不高兴。

　　你看人会有些什么怪念头。但我当时只是个小姑娘，非常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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