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名格蕾丝(18)_阿特伍德

一八

　　刚开始的两天没什么可打断的。我低着头，不看他，一个劲地缝我手中的被子拼布。我在给狱长太太做被子，再有五块就做完了。我看着针进针出，其实我知道睡着了我也能缝。我从四岁开始就会缝了，小针脚就像是老鼠缝的。你必须从小做才能做得这么好，要不永远不能掌握要领。主要的颜色是深浅两层的粉红印花，枝条和花是淡粉色的，外加靛蓝色的底色上有白鸽子和葡萄。

　　要不，我就朝乔丹医生的头顶上方看去，望着他后面的墙。那是一幅装在镜框里的画，花在花瓶里，水果在碗里，是狱长太太用十字花形针脚刺绣的。做得很粗糙，因为苹果和桃子看上去又方又硬，好像是用木头刻的。这不是她最好的作品，所以她把这画挂在这儿，而不是挂在那间多余的卧室里。我闭着眼也可以做得比她好。

　　开始谈话很困难。过去十五年我很少这样谈话，而且这完全不是像我和玛丽·惠特尼、小贩杰里迈亚和杰米·沃尔什（在他没变得对我那么坏之前）那样地谈话。这种谈话方式我已经忘了。我告诉乔丹医生我不知道他让我说什么。他说不是他想叫我说什么，而是我自己想说什么使他感兴趣。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因为我没资格想说任何话。

　　好了，格蕾丝，他说，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是说好了的。

　　是的，先生，我说。可我想不起说什么。

　　那么，让我们谈天气，他说；你一定对天气能作些评论的，因为大家谈话都是以谈天气开头的。

　　我听了后微笑起来，但我还是很害羞。即便是关于天气，我也不习惯别人问我的意见，特别是个手拿笔记本的男人。这类男人我遇见过的有肯尼思·麦肯齐先生，就是那个律师，我怕他。还有审判时法院里的那些人，还有到监狱里来的，他们是从报社来的，尽编造关于我的谎话。

　　因为开始时我谈不出，乔丹医生就自己谈了。他告诉我现在到处在建造铁路，告诉我他们怎样铺铁轨，火车头是怎么开的，有锅炉和蒸汽。这些谈话使我越来越放松。我说我想坐坐那样的火车；他说可能哪天我能坐上。我说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在服无期徒刑，但是你不知道时间会给你带来什么。

　　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叫路密斯维尔，在美国。他说那是个纺织城，但已不像印度的廉价布运进来以前那样繁荣了。他说他的父亲曾经拥有一个纺织厂，在那儿工作的女孩子都是农村来的。她们都穿戴整齐，寄宿在提供膳食的房子里。房东太太为人正派，头脑清醒。不让喝酒，有时客厅里还有架钢琴。每天只工作十二个小时，星期天上午去教堂。从他那湿润而又怀旧的眼光里，我要是听说他曾在这些女工中有过一个情人，绝不会感到奇怪。

　　他还说有人教这些女孩子读书，她们有自己出版的杂志，上面登有文学作品。我问他“文学作品”是什么意思。他说她们写故事和诗，向杂志投稿。我问，用她们自己的名字？他说，是的。我说她们真大胆，没把年轻的男人吓走，因为谁想找这样的老婆啊？写出东西来让大家都看，还编造故事，我永远不会这么不知羞耻的。他笑了，说她们那样做好像并没吓跑男青年，因为女工把工资省下做嫁妆，有嫁妆总是受人欢迎的。我说，至少她们结婚后就会因为孩子太多而忙得没空再编故事了。

　　然后，我就感到很伤心，因为我想起我永远不可能结婚，生自己的孩子了。不过有人会说这样才好呢，我不会像很多女人那样生九个十个孩子把自己生死。不能有孩子总是遗憾。

　　伤心时最好换个话题。我问他母亲是否还活着。他说活着，不过她的身体不好。我说他很幸运，母亲还活着，而我母亲已不在了。然后，我又换了个话题，说我很喜欢马。他跟我谈起他小时候的马，名叫贝斯。过了一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渐渐发现我与他交谈更轻松了，并且自己想着话题说。

　　＊

　　我们就这样继续谈着。他问个问题，我回答，他记下。在法庭上，我说的每个字好像都被用烙印印在他们用来记录的纸上。我一旦把话说出口，就知道是怎么也收不回来的。况且，记下的都是错话，因为我无论说什么，即便说大实话，都会被人歪曲。在精神病院时，巴纳林医生也是如此。但我现在感到好像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只要我说，无论说什么，乔丹医生就会微笑着记下，并告诉我谈得很好。

　　他记录时，我感到他在为我作画；或者不是在画我，而是在我身上画——在我的皮肤上画——他不用铅笔写，而是用老式的鹅毛笔写，不是用羽毛管那头，而是用羽毛那头。好像上千只蝴蝶落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

　　＊

　　但是，我心里却是另一种感觉，感到睁大眼睛醒着，非常警觉。就像是半夜里突然被惊醒，有只手在摸你的脸。然后你坐起来，心跳剧烈，可是谁也没有。在这种感情之下，又有一种感觉。一种被人撕开的感觉。不是肉体被撕开的感觉，因为并不疼。而是桃子被撕开的感觉。根本不是被撕开的，而是桃子太熟了，自己裂开了。

　　桃子里面有个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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