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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岩池》尖锐的评论——应该指出的是,康诺利对《让叶兰继续飞扬》的评论也使用了相似的严肃辞藻——标志了当时主要吸引奥威尔思想的事物的重要一步以及奥威尔在这其中的位置。他当时的评论作品——甚至包括一篇分成两个部分的长文,发表在那一年下半年的《新英语周刊》上,题目非常大胆:《为英语小说辩护》——意图占领评论界一席之地、掌握文学的浪潮。能够重现文学场景对分析奥威尔对30年代小说里的场景评论是非常的重要。回顾往事,奥威尔似乎主导了战前的文学界。而在现实中,他只是接近它的边缘。他的品位,在一个充斥着实验和创新的年代,是老套的。在本质上,奥威尔对小说的评论在30年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3个方面组成。他相信大部分的英语写作是“很拘谨的”。同美国的当代文学写作相比,会让人非常痛苦,“因为在美国,19世纪的传统的自由风格仍然活跃,尽管无疑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大体上,这种表达非常明确地重新出现在奥威尔的评论中——英国小说由文人而写、内容为有关文人的创作、为文人而写;用其他的话说,被有限的体裁和一成不变的传统所禁锢。更糟糕的是,在主导流行的先锋派,比如说康诺利,缺少了道德基础,而这无论如何在奥威尔眼中是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必须具有的。那些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作家们,事实上,在嘲笑他们大部分读者的普通生活和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期望方面是有罪的。同时,有一小部分的当代文学虽然不是有关文人或是为文人而写,却也令人怀疑的。奥威尔这时候最大的不满是对像菲利普·亨德森、《马克思主义和小说》的作者,亚历克·布朗等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因为奥威尔相信,他们把生活当作了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对奥威尔对19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做评论的左翼批评家在这点上尖锐地抨击他。比如说,安迪·克罗夫特指控奥威尔掀起了“夸张的恐慌”,设想英国文学的主流“差不多被共产主义控制了”。事实上,克罗夫特认为,像亨德森和布朗这样的人就算在左翼圈子中也被孤立,并且被批评是极端的左翼分子,全然不顾美学标准的基本判断。这时,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是奥威尔在纸上谈兵。他还忽略了面对着他还有其他的事情。《通向威根堤之路》对专门的社会主义者的非难之一就是左翼的作家通常“非常的无趣,只是些夸夸其谈的人;而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通常对社会主义是中立的”。左翼的文学历史学家则相反,认为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扎根于通俗小说,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小说中的政治因素对于鼓励反对法西斯主义有利。看看那段时间中的有政治倾向的畅销书:举例说,A�J�克罗宁的《星星往下看》——描写一个以前是矿工的国会议员在1931年彻底失去了席位,被一个腐败的保守党取代——可以读出左翼批评家对奥威尔的观点。

  远离英国文学政治的狭隘的禁锢,必须建立其他形式的阵地,尽管多少与政治还有些联系。1936年6月中旬,西班牙刚刚选举成立的人民阵线“左”派政党反对法西斯而结成的政治联盟,由于在西班牙摩洛哥的一场武装起义而陷入了危机,加纳瑞群岛也在佛朗哥将军的统治之下。右翼阴谋组织一次政变,而不是一场持续很久的军事冲突;但是,叛乱者的犹豫和政府武装工会民兵的决定却有了一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星期后,西班牙就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民族党和共和党,都在寻求军事和财政方面的资源,就这样,西班牙内战开始了。奥威尔对西班牙非常关注。金法罗早秋时分在沃灵顿看望他时,说他一直关注着报纸上对此事的发展的报道:佛朗哥将军在他的权利范围内建立基地的情况,第一波浪潮(大部分为共和党人)是支持者群聚在法国边境等等。他接触政治,因为政治有着自身的重要性:民主政府被贵族封建主义推翻——这件事在8月初,奥威尔在艾塞克斯,朗汉姆参加的《阿黛菲》暑期学校里已经被讨论过了,在那里,他就“一个局外人看西班牙”做了讲话,由赫彭斯托尔主持。他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也明显是一本受这些重大的事件所影响的著作。这时候,折磨着奥威尔的私事,同西班牙内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在奥威尔写的诗中可以看出,这首诗是奥威尔写得最好的一首,10月初寄到了《阿黛菲》:

  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快乐的牧师啊

  那是两百年前的事情了

  宣讲那永恒的毁灭

  看着我的胡桃成长

  但是我却,唉,生在这个罪恶的时候

  错过了温暖的天堂

  胡须在嘴唇上生长

  而那些牧师们全都理得干干净净

  在现代社会,诗中写着,“禁止再做梦,不要欢乐”。人类的灵魂由牧师和力图控制公共舆论的人掌握着:

  我梦想着我能在大理石做的殿堂居住

  睁开眼竟然发现这是真的

  我并不是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而生啊

  是史密斯吧?是琼斯吧?是你吧?

  这是作家们近一个世纪的困境,延伸到了20世纪的中期。文学历史中有一半的成分是作家缅怀过去的岁月,怀疑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远不如之前的岁月适宜。另一半则是不安地意识到文学必须在现代社会中扎根,那些不愿融入现代社会,留恋过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的环境中是无用的部分罢了。《通向维根堤之路》挑起争端的下半部分,就是维克托·戈兰茨和其他人强烈反对的那部分,奥威尔在其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阐述,而其实他对社会主义包括了什么都没有清晰的想法。在某些方面,关于这点的延伸表达了宁愿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敏感——他宁愿坐在一个乡下教区长的房子里面随便写一些没有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书——但是,要知道,实际上,这样的选择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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