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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已经到了结尾部分,在沃灵顿的村舍,从西班牙来的消息每天都更糟。这本书是奥威尔写作方法的一个样式的展示,可以完成预期的效果。它的头两章,生动、充满了感情、有说服力——描写了在布鲁克污秽的寄居房子的生活以及在维根下煤矿的经历——在文学技巧方面都是一个生动的演习,其中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夸张。几乎从一开始,奥威尔通过使用非常煽动感情的语言技巧营造了热烈的气氛。比如说,寄宿者的卧室是以“野兽般”“污秽”,有着“难看的家具”,“在一堆废墟中有几张肮脏的床”的形象展示给读者的——这里不单单是个简陋的地方,而是一个噩梦般的苦难地,一群邋遢的商旅者被磨房女工出工的声音惊醒。接着就是奥威尔使用的一般方法:概括。“就像是所有手是一年四季都很脏的人一样,”布鲁克太太,“有着特殊的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乔,寄宿在国家补助委员会,是那种没有姓氏的人……典型的失业未婚人员。对于把布鲁克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他们是那种“做生意只是他们用来抱怨罢了”。有关布鲁克无法缓和的紧张的证据总是从传闻得来的。据说,在那个牛肚店里总是有着成群的黑甲虫。据那些最近出现房子里年迈的接受救济的人说,“偷听到他们(布鲁克一家)非常紧张地问那些兜售保险的人如果人患了癌症还能活多久。”谁看到了黑色的甲虫呢?谁又听到了保险代理人的问答呢?奥威尔对此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很明显这里并不公正:荒谬,滑稽,但是又可信,一直都是不公正的。布鲁克夫妇几乎是被奥威尔重新进行了无情的文学描写,他们似乎只是一对邋遢的房东,有着不好的个人习惯,并且这些习惯演绎了哑剧怪人。但是,奥威尔引入破坏他们形象的证据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容忽视的。对于布鲁克太太,有一幕令人大跌眼镜的描写:她坐在一盆脏水旁,慢慢地削土豆,据说如果削过土豆的水保持干净,那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摆在布鲁克家那粘粘糊糊的、有许多层的桌面上的食物,从道德方面来说,也是不够格的。譬如,拿晚餐来说,是“松软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布鲁克夫妇称这些饼干是“虔诚的”“奶酪饼干”。就算是这样,和原罪混起来谈,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晚饭其实是只有奶酪而已。

  如果把用在破坏布鲁克夫妇形象上的技巧同下个章节“下煤矿”中的技巧做比较,就会有不小的收获。语言都是十分夸张的:“巨大的”石块,煤灰堆就像是“可怕的灰山一样”——但也更容易懂。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一生中从来没有下过煤矿,这些稀奇古怪的想像不到的景象需要奥威尔用大人国的解释告诉读者,如果他们想联系起来的话。“下煤矿”这章同样也带有相同的自然的认识,就是一个没有因为使用贬义的词汇而变得夸张的反应。“看着矿工工作,”奥威尔说,“很快就能意识到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在这里,在深深的地下,他惊异于人类的坚忍并分析使它如此的经济体制,能够对此做出热烈的赞扬。有一个奇怪的时刻,比如说,他伸出手指摸到“一些可怕的粘糊糊的东西”从煤灰中渗出。一只死老鼠?或是更令人难过的东西?这个东西却是咀嚼过的烟草残渣。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地壳深处,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呢!

  在整理有关维根码头材料的间歇,奥威尔继续扩大他的文学报告范围,写了一本有关在爱书角书店里所度过的时光,这篇发人深省的回忆录发表在《两周读物》上;回顾了《时代与潮流》的旅游书籍并且为《新英语周刊》上的一篇现代小说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论。这篇评论公开了他的另外一个对文学思潮长期的抱怨,那就是,大部分现代书评的质量非常差。不知怎的,一般的评论家在为报纸上所登载的书籍做评论时,总是把自己放在文学的大环境中,趋向使用小说所惯用的高标准,奥威尔认为,这是用称大象的弹簧秤来称一只小跳蚤。

  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随着秋天的逝去,佛朗哥非洲的军队向马德里逼进;对左翼军事民兵组织和共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屠杀行动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极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马德里存活下来了:如果不是佛朗哥绕路去救援托莱多的话,它几乎就要沦陷;共和党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了。在共产党主导的国际旅领导的运动中,数以千计的外国志愿者来到西班牙。秋天,奥威尔决定加入他们。此外,奥威尔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还不为人知。唯一的线索是在一些信件中,他做了许多的安排。12月8日,他得到了签发的护照。2天后,他让摩尔为他在银行做个50英镑的担保。离开的准备工作和对《通向维根堤之路》手稿的最后修改是同时进行的。最终这部书在12月15日寄给了戈兰茨。奥威尔写了一封正式的书信给克里斯蒂和摩尔,在他不在的时候,授权给艾琳处理他的文稿事宜并且对她的银行户头付款做安排。奥威尔习惯完成一件事情之前不作任何休息——艾琳记得奥威尔在那年早些时候离开伦敦前是多么匆忙——无疑想尽快到达西班牙。但是在12月19日,维克托·戈兰茨发给他一封电报,要求他能够参加一个会议,《通向维根堤之路》可能有机会在左翼图书俱乐部出版。

  戈兰茨与克里普斯和斯特雷奇第一次吃早餐的时间要追溯到1月份,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创始人的想像。(奥威尔对它早期出版物已经做过评论,威尔弗雷德·马卡特内的园林传记《墙要说》。)最初的计划是创办一份左倾的报纸,但是戈兰茨游说大家创办一个文学社。这样就要求不少于2500个订户,而第一年就有4000个支持者订阅,由讨论组和智囊团网支持。55年的分裂,很难为崇高的理想主义——或者谓之纯粹的执迷不悟——想出一个更好的象征物超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左翼政治印记下出版的书籍更好的象征物。至少在创作的最佳时期,有着超过25万的读者,它是一个在提高意识和对在英国的左翼政治生活事实的展现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某种自然规律引出了高傲和超乎寻常的愚蠢。这些特质在戈兰茨所接受出版的《通向维根堤之路》中均有体现。戈兰茨对第一部分令人深思的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引起争端的第二部分是否值得出版没有把握。这一点,他认识到,违反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观念,同样也会得罪一些订户。这样的结果很难推测,但是,奥威尔在12月21日要到伦敦来,并且为西班牙之行做出更多的安排。他会见了戈兰茨并接受了100磅的预付款,但是,直到圣诞节戈兰茨都没有决定这部书是否应该拿到俱乐部出版。

  同时——奥威尔生命中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他寻找一个可以提供给他赞助的组织,支持他去西班牙。他开始访问在国王大街的共产党总部,并且向哈里·波立特,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申请。考虑到共产党和戈兰茨的亲密关系和奥威尔是一个明显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波立特早已接受了奥威尔政治上改变的正式宣言。至少,得到关于奥威尔是否想加入国际旅的答案——奥威尔回复说,他宁愿到了那里再决定——他建议奥威尔从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去西班牙,这是一条安全通道。奥威尔没有被阻拦,用了他与独立工党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在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奈尔的信。独立工党的总书记,佛那·布莱克威,记得奥威尔到达独立工党总部时他的状态是十分好战的。奥威尔承认,这次经历可能会成为他的一本书的素材,但是,他现时的目标是与佛朗哥作战。快到圣诞节时,他离开了英国,去了法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奥威尔充满希望地对杰克·康芒说,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每个人都去西班牙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法西斯分子了;当他到达《新英语周刊》的办公室时,他严肃地告诉编辑菲利普·麦瑞特,“必须要做点什么”。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他和艾琳把家里的银物都拿去典当了,作为他去西班牙的费用,但同时告诉布莱尔一家,这是用作雕版的。有一点很清楚,尽管奥威尔晚些时候声称,他当时去西班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为报纸写文章的想法,然而,在他的脑中却有着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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