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99)_埃莱娜·费兰特

九九

　　拉乔亚：“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结局，好像代表了意大利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某种重生的意味。我在想，事情是不是真是这样？或者说，意大利是不是经常都处于悬崖之上，处于某种绝境（有时候可能真是这样，就像我刚才引用的埃莱娜的反思一样，会用一种赤裸、直接的方式，说出一些其他国家会掩盖，会修饰的现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脚下空荡荡的。无论如何，“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故事结束于1992年夏天，也就是反黑手党法官——乔万尼·法尔科内和保罗·波尔塞利诺被谋杀的那一年，也有一种收场的感觉。故事结束于1980年的地震之后，或1994年的地震也有同样的效果。或者事情正好相反，这一次我们国家正在翻开（或者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费兰特：我没有到站的感觉，我也没有看到结局。我不喜欢乐观主义者，也不喜欢悲观主义者，我只是想看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假如最后的目标是所有人过上一种不说是很幸福，但很舒适的生活，这是没有终点的。反思整个过程，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就像我说的，那是几代人的生活。我和您——还有任何人——不仅仅代表了“现在时”，不仅仅是“最近几十年”。

　　拉乔亚：意大利人各扫门前雪，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很少关心公众利益。我们是一个家庭至上的国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想象，有时候也是最大单位。同时，家庭也是产生激烈冲突的地方，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并不相悖。无论是对于莉拉还是埃莱娜，情况一直都是这样，血缘关系根深蒂固，一直都想控制我们。每一种习俗的沿袭都会有代价，这一点我同意。但在意大利，要摆脱家庭束缚，如果不经历各种痛苦的抗争，是不是依然不太可能？

　　费兰特：家庭本身就是暴力的，所有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东西，都有暴力的因素。也就是说，家庭关系并非我们选择的关系，那是责任强加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决定承担的。在家庭内部，美好或糟糕的情感总是很夸张：我们总是夸大温情，拼命否认那些负面情感。上帝作为天父也很夸张，亚伯和该隐同样过分，同胞在心里激起的恶意，更让人无法忍受。该隐最后杀死了亚伯，就是想切断这种关系，他不想保护自己的兄弟。承担保护的责任让人无法忍受，不堪重负。尤其是，这种糟糕的情感不仅仅不是敌人、陌生人（这些人在河的另一边，没在我们的领土上，他们有着不同的血脉）带来的，也许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引起的，他们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应该爱的人，像我们自己。一个人在不造成冲突和痛苦的情况下，顺利地摆脱原生家庭是可行的，但他首先要突破自我，在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要爱别人，和爱我们自己不同——这是一个危险的说法——这是我们愉快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唯一模式。我们的狂热自恋会腐蚀我们，我们争强好胜，超过别人的愿望会侵蚀我们。

　　拉乔亚：那些完全投身于生活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从这个角度看来，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关系很典型。有很多朋友或者对手都是这样的，或者很多艺术家和他们的缪斯都是这种关系，但在小说中，这个缪斯是具体的人，而且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她们全心全意投身于生活，面对生活。莉拉完全就是俗世的女人，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不能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埃莱娜很担心她的朋友迟早都会写出一本很精彩的书，能“客观地”讲述发生的事情，但很显然，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类似于这样的规则反复出现，这引起了我的惊异，让我会有负罪感。假如忽然间，这些“缪斯”不再是灵感的来源，那对我们是一个威胁。在我看来，这是莉拉和埃莱娜之间关系矛盾的地方之一，如何解开这种矛盾，或者说如何和这种矛盾共存？代替别人讲述发生的故事，这在表面上看来是慷慨之举，或者说正好相反，这是一种傲慢的行为。或者（这种假定最让人痛苦）这是一种武器，可以洗清我们爱的那些人，甚至抹去他们的真实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费兰特：写作是很虚荣的行为。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偷偷写作，尤其是对那些我爱的人隐瞒我写作的事实。我怕暴露我自己，很担心他们不同意我的想法。简·奥斯丁躲在房间里写作，如果有人闯进来，她会以最快速度把稿子藏起来。我很熟悉她的反应，她为自己的自负行为感到羞愧，因为她没法为自己辩解，她获得的成功也没法抹去这种羞愧。无论我怎么想，事实都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想，去想象，把别人强行拉入了我的文字世界。这是我的任务吗？是一种使命吗？或者说是一种召唤？谁召唤我了，谁交给我这个使命和任务？神？人民？一个社会阶层？一个政党？一种工业文化？社会下层人民？那些打官司失败，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全人类？那些反复无常的女性？我的母亲，我的女性朋友？这都不是，现在一切都更赤裸、直接，其实是我授权自己写作。出于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我交给了自己这样一个任务，讲述我了解的、我所知道的时代，也就是说发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就是小范围内的一小群人，他们的生活、梦想、幻想和语言。我要用一种无关紧要的语言来讲述这件事。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要夸张了，这只是工作。事情可能也只是这样。事情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我们的叙事发生了变化，但是虚荣依然存在。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字，因为我交给了自己这个任务，我要讲述。这只是工作——我没法用这样的句子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什么时候认为写作是一种工作？我从来都不靠写作谋生。我写作是为了证明我活过，鉴于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写，不会写，或者不愿意写，我为自己和别人找到了一种证明的方式。好吧，假如这不是虚荣，那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在说：你们看不到自己，看不到我，但我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自己？不，这说不通。唯一的可能就是学会重新规划“自我”，把自己融入写作之中，最后脱身而出。作品写完之后就成了我们的身外之物：是我们积极生活的衍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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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尼古拉·拉乔亚对费兰特的采访在2015年2月到3月之间完成。这篇采访于2016年4月3日发表在《共和国报》上，标题是《我是埃莱娜·费兰特，我为什么写作》。

　　以下是尼古拉·拉乔亚、桑德拉·欧祖拉和埃莱娜·费兰特的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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