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98)_埃莱娜·费兰特

九八

　　拉乔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很多段落，都没有那种先验性的、宿命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很多作家都揭示的那种先验性），只有莉拉的“界限消失”。那些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说世界在莉拉眼前塌陷，露出了它赤裸裸、让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一切都变形了，非常混乱，“一个黏糊糊、乱糟糟的现实”，没有任何意义。那是向人们揭示真相的时刻，每次这种真相非常可怕。这让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癫痫发作时的幻觉，另外我还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章节。当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主人公从马车上看着满大街的人流时，她确信人生没有意义，爱情不存在。我们都是一些被抛入乱世中的生命，弱肉强食，最后一丝希望也变得苍白，抗争也没有什么用，随波逐流也一样。没过多久，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

　　我无法理解（这不是一个问题），莉拉感到“界限消失”时，她的不安和焦虑，是源于她察觉到周围的世界毫无意义，还是因为那种“迷幻”时刻让她彻底打开了眼界，让她感受到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意义（或者说幸福、平和的可能）是存在的，但很难实现，而且超出了我们的感受力。我所关注的是虚构，就像莉拉说的，“虚假的东西，因为表面干净整洁，会让她平静下来”。虚假的东西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堤岸，可以抵挡混乱和暴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是虚假的，法律和哲学也一样。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注定了我们无法获得幸福，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幻觉（把一个虚假的东西当真）来安慰自己。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在想，我们的本性（我们创造出一些“虚假的东西”，建立一种我们之间，我们和世界之间的真正的交流），难道不是我们写作最主要的灵感来源吗？

　　费兰特：每次有人提出，我的小说里缺少一种先验性的东西，就好像那是一种缺陷，我都会很惊异。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声明，一个原则问题：从十五岁开始，我就再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我觉得，无论这个神存在于任何地方，这都非常危险。从另一个方面，我也很赞同神学研究的大部分观点，神学会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纷争的源头在哪里。其他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些经历了各种波折，最后产生了转机的故事，还有讲述一个人实现救赎，证明幸福和安静是可能的，或者说，讲述人们能找到一片公共或者私人的伊甸园，这些故事都能给我带来安慰。以前我也尝试过写这样的故事，但我发现我无法相信这一点。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危机的场面，那些被撕裂的封条，或者说“界限消失”的意象就来源于此。形状被打破，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就像奥维德的《变形记》，或者说像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巴西女作家李斯佩克朵的《格阿加所讲述的激情》。我们不能突破界限，我们要向后退一步，为了活下去，需要更好地伪装起来。我接受所有经历深刻的危机之后的幻想，还有痛苦的伪装。我喜欢那些带着切肤痛苦体验的掩饰，也就是说，明知道那些东西是虚假的，无法抵挡长期的冲击，但还是相信它们。人类是暴力的动物，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救赎，会粉碎其他人救赎的可能，产生的冲突非常可怕。

　　拉乔亚：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有很多吵架场景的描写，不同人物暴跳如雷，相互争吵，这些场面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怒火好像具有传染性，我在读到这些章节时，有时候会忍不住用拳头砸桌子，想更深切地体会到农奇亚·赛鲁罗，或者埃莱娜的母亲呼天骂地的情景。意大利有些贫民在生气骂人时，总是让我很震动。他们骂人的话很丰富，很连贯，会有一些非常荒谬的指责，他们会互相拽头发，发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诅咒。我的外公外婆是农民，我爷爷是一个卡车司机。有时候，我听见他们骂人，或者咒骂自己和命运（尽管这种事情在城市里要比乡村多一些），那种发火的方式，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过。有时候，我甚至有些怀念，我觉得，受压迫者怒火爆发，每个民族的体现都不一样。在法国，事情应该和意大利差不多，在英国也类似。但在一些东方的国家（比如说在泰国），那些穷人对命运的怒火，不会表现得那么激烈。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知道这种争吵和破口大骂，可能会让人很难过，让人觉得低俗。从另一个方面，我想问一下：这难道不是文明的呼喊，他们出于本能觉得贫穷是不公正的？

　　费兰特：我们现在回到争吵的问题。的确如此，穷人之间的争吵是有限度的，好像就到门槛那里。吵到一定“限度”，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形象地展现了吵架的双方停留在某个地方，这个过程有力地展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打破阶级意识的概念，还有阶级矛盾，那些穷人、生活无依的人，他们只有在表达愤怒方面时，词汇非常富有，在两个人疯狂的争吵中，他们通过语言攻击对方，把对方挡在“门槛”外面，他们肆意破口大骂，来实现某种净化。在现实中，这道门槛经常会被跨越，发展成穷人间的厮打，会造成流血事件。或者说他们会重新讲和，又回到顺从的态度，那些弱小的人会顺服霸道的人，成为机会主义者。假如您愿意，文明的“呼喊”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否则的话，穷人之间的争吵只能像《约婚夫妇》里伦佐·特拉玛伊诺的公鸡之间的争斗。

　　拉乔亚：对不起，我还是要提到库尔齐奥·马拉巴特。在读您的作品时，我想到了《皮》里面的话：“你们以为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能找到什么？你们还是会看到那不勒斯。欧洲的命运就是成为那不勒斯！”

　　我很难不把这句话和埃莱娜的思考联系起来：“那不勒斯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它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我们从开始就知道：梦想着没有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不约而同都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

　　这种对历史的怀疑，引发了对整个世界的不信任，或者是对自然的不信任。讲述者埃莱娜在这个系列第三本《离开的，留下的》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才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从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我想谈论一下“历史”的问题，“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人们梦想幻灭的哀歌，也可以说是一首关于现代化的哀歌。最近，有一些历史学家声称，从1950年到1990年的这四十年（分配不均现象减少，社会流动性强，人民群众经常成为主角），可能是暂时消除了不平等的一个历史阶段，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您觉得，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二十一世纪贫富差距会急剧加大，未来有待于书写，这样去面对未来，难道不是更现实吗？

　　费兰特：是的，我觉得正是这样：未来有待书写，还有更多可能。但是“历史”和故事已经写成了，这些故事是站在现在的“阳台”上，看着过去的电闪雷鸣，没什么比这更不稳定的东西了。人们带着怀念，或者说带着学到的概念回望过去，这其中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我不喜欢怀念，怀念有时会让人无视过去的人们遭遇的痛苦，还有笼罩着一切的贫穷，文化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匮乏，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小进步之后的倒退，幻灭，我更喜欢审视发生的事实。您提到的那四十年，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是痛苦挣扎的几十年。尤其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女性，她们遭遇了更多的痛苦。不仅仅如此，从七十年代开始，大批人作出了巨大牺牲，经历了非人的努力，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批人和他们的子女经历了失败的痛苦。更不用说，国内的纷争不断，世界和平一直遭到威胁，技术革命和旧政治、旧经济秩序的解体同时进行，这都很有破坏力。现在的情况是，新千年的贫富差距会急剧加大，这是整个系统带来的结果。新情况是，现在的穷人已经没有之前的生活前景了，他们眼前只有资本主义系统，精神也只剩下宗教救赎，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宗教不仅仅管理着天国的降临，也掌管着上帝在人间国度的崛起。我之前提到的神学，现在正在重新扳回局面。但就像您说的，将来发生的事可能会出人预料。我不喜欢预测未来的人，他们研究过去，在过去发生的事情里，也只看到对他们有用的部分。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没那么快速迅捷，但更保险，尤其是当漩涡很多时。在我看来，生活在混乱的边缘无法避免，那些意识到所有生活、事物的平衡都是临时的人，尤其是写作的人会感受到这一点。脑子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有些事情运作良好，有些东西行不通，在很远的地方，某样东西失去平衡后产生的后果，很快就会冲击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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