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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3-15.越界的女性

  ——丽兹·约比对费兰特的采访

  约比: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费兰特:青春期结束时,我就开始写作了。

  约比:您之前说过,很长时间以来,您写作时从来都没想过发表,也从来没想过让别人阅读您的作品。对您来说,从一开始写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费兰特:刚开始,我写作是为了学习写作,我感觉我有很多事要讲述,但每次尝试,心情不同,我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天分,我会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技巧和方法。通常来说,我更愿意相信第二种推测,第一种可能让我很害怕。

  约比:您的作品都关于女性生活,揭示她们怎么和男性相处,无论是私人还是公众场合。您决定出版这些书,是不是想从女性的角度去谈论女性体验。

  费兰特:不是这样,我没有任何计划,我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当时决定出版《烦人的爱》,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写完了一本书,这本书完全可以脱离我存在,是一本我不会为之后悔的书。

  约比:从您出版第一本书《烦人的爱》,到第二本《被遗弃的日子》,这两本小说之间隔了十年。中间这样一个停顿,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原因吗?

  费兰特:实际上,这中间没有任何停顿,这十年我写了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并没有说服我。这些小说都是精心写出来的,很有文采,但没有真相。

  约比:在您的小说中,正面的男性形象很少:几乎所有男性都很软弱、狂妄自大,要么就是漫不经心,或非常霸道。这些男性是您之前生活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的影射吗?或者说,这反映了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现象: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在这些年里,这种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情况有没有变好呢?

  费兰特:我生长的那个世界里,假如男人(父亲、兄弟和男朋友)出于保护你的目的,揍你一顿,教育你做一个好女人,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那是为你好。现在还不错,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我还是认为,值得信任的男人很少,可能这是因为我成长的环境很落后。或许(我更相信第二种可能),那些男性的权力,无论是通过粗暴的手段,还是通过礼貌的方法表现出来,都是想压制我们。有很多女性,每天都遭到羞辱,这不仅仅是在文字层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女性因为她们的叛逆、不屈服,不断遭受惩罚,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约比:在您的小说中,好像很多次谈及了“界限”,比如说情感、地理和社会的界限,还有这些界限被打破,或者被推翻时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关于特定社会阶层和年龄的女性,还是可以推及到其他女性身上?

  费兰特:女性周围总是会形成一些限制她们的东西,我说的是通常的女性。假如这是女性自我限定的话,这没什么问题,因为界限非常重要。问题在于,这些界限是其他人设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假如不遵守这些界限的话,我们会非常羞愧。男性打破限定,并不一定会产生一些负面评价,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很大胆、很好奇。女性如果越界,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的情况下,会让人很迷惑:那就是失去女性气质,是过分的表现,是一种疾病。

  约比:您在描述小说中的人物在面临精神和情感崩溃时,会产生“界限消失”的感觉。这种感情是您的自身体验呢,还是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

  费兰特:我在自己、我母亲还有不少女性朋友身上,都看到过这种表现。我们受到了过多限制,这些限制会抹杀我们的欲望和野心。现代世界,有时候会给我带来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压力。

  约比:在您的小说中,那些女性讲述者的声音,都认为怀孕生子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成为母亲之后,她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没意义,以至于她们都想摆脱母亲的身份,摆脱母亲的职责,她们会很自由。您会不会认为,假如女人没有孩子的话,假如不用面对作为母亲要负担的情感的以及肉体的负担,她们是不是会更强大?

  费兰特:我觉得还没到这个地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讲述怀孕生子,以及照顾孩子这些事。如果我们一直以一种非常理想、乌托邦的口吻去讲述,或者用《我将成为母亲》之类的指南里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当我们体验到沮丧和疲惫,我们会觉得很孤单,会有罪恶感。一个写作的女性,她的任务并不是停留在怀孕、分娩上,而是要讲出真相,包括那些最阴暗的一面。

  约比:“那不勒斯四部曲”和您之前的小说相比,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都体现出了一种类似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是在努力讲同一个故事吗?

  费兰特:我讲述的并不是同一个故事,但的确,人生的痛苦总是有一些相似性。存在的伤痛总是无法治愈,你不断写作,就是希望迟早能写出一个故事,对一切进行清算。

  约比:作为读者,我们会推测,这个故事是您经历的故事。或者这只是读者缺乏想象的体现,读者总想去追寻作家,这也是一种趋势。

  费兰特:当然了,“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我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我赋予了它小说的形式,我利用自身的生活体验,给文学的真实提供了养分。假如我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将会跟读者建立另一种关系,我会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个人自传。我没有选择写自己的故事,我将来也不会写自传,因为我确信,虚构的故事如果写得好的话,能解释更多事实。

  约比:您能不能再解释一次,您为什么决定隐藏身份,保持一种“不在场”的状态,就像您所说的,您不会参与后期的出版和推广工作。

  费兰特:我觉得现在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不保障作者的独立空间,不能让他们远离市场和媒体的运作方式。我这场小小文化战争,尤其是针对读者,我觉得读者并不应该寻找作者——一个写作的人,还有他的私人生活,而是要在他署名的书里寻找他。在文本之外,在他们的表达策略之外,除了闲话,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把书籍放在最中心的地方,假如可能的话,我们再聊那些对推广有用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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