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84)_埃莱娜·费兰特

八四

　　乔：距离您发表第一本小说已经快二十五年了，到现在，您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

　　费兰特：我为我的书感到高兴。这些书很受欢迎，在世界上到处传播，它们非常幸运。

　　乔：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作家？您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自己成为了作家？

　　费兰特：我早就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讲故事。但我现在坦率说吧，假如您说的是工作和社会层面的作家，那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作家，到现在也不是。我都是尽可能地在写作，但很长时间以来，我做的都是其他工作。

　　乔：从女性的角度去写女性人物，您有没有觉得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呢？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至今为止，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写作的作家很少，而且也写得不够深入呢？

　　费兰特：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勇气。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需要突破女性性别，要打破常规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是男性缝到我们身上的，女性也以为那是她们的天性。另外，需要突破男性文学的伟大传统，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比一个世纪前容易得多：我们有一个质量上乘的女性写作传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我们尤其是要超越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都很重要，但对于文学的风险很大。写作的人，应该去讲述他真正知道的，或者以为自己了解的事，尽管这些事情可能有悖于他的意识形态。

　　乔：您有没有意识到，您讲述了一些让读者很不舒服的真相？

　　费兰特：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真相是文学的盐，但并不能够保证一本书会成功，但正是语言讲述了真相，才能够获得力量和滋味。

　　乔：您知道吗？有一些读者不是特别赞同您写的关于女人、母亲、女儿，以及母女关系的事情，而另一部分读者觉得，您非常了解这个主题。

　　费兰特：一本书必须促使读者去反思自身的处境，思考这个世界。之后，这本书就可以束之高阁，或扔在垃圾筐里了。

　　乔：有时候，读者对您的作品特别能感同身受，就像您告诉了他们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您没觉得这很可怕？

　　费兰特：假如这是真的，我会很幸福，也会感到非常不安，文学的使命就是讲述那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同时这也是文学一个沉重的责任。很少有作家会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我只是想作为一个见证者，讲述我在自己身上，还有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东西。

　　乔：您的小说译本和原文相比，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很难接受这种语言转化中的损失？

　　费兰特：刚开始，我觉得我可以去检查一下那些翻译版本，但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书写出来之后，它们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只是希望，其他语言能尽可能表现出小说中的细微之处，希望其他文化能接纳这些小说。

　　乔：在您的小说中，方言，还有不同的语体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费兰特：对于我来说，最初经历都沉积在方言上，后来要落在纸面上，我用意大利语讲述的东西，也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然后找到一种合适的语体。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总是会觉得那不勒斯方言是一种带着敌意的语言，方言里保留着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永远都不可能进入意大利语里。

　　乔：那不勒斯方言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什么东西是那不勒斯方言可以表达的，但意大利语却表达不出来的？

　　费兰特：学习意大利语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一直都觉得，那不勒斯方言就像锋利的爪子，把我向下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我头脑中存在两种语言，它们相互为敌。那不勒斯方言可以讲述发生在我和我朋友身上的事，有很多都是我觉得羞耻，或者是我热爱的东西，当然了，有很多东西是无法传递到意大利语里去的。

　　乔：您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边界”，还有对边界的突破：城里和城外，内心和外部表现，母性的内部和外部，婚内和婚外。边界一直在消失……

　　费兰特：“边界”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稳固的。人们感到某种威胁，或者说矛盾时，就会封闭这些边界。边界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会减少威胁到我们身份的离心力。但这是一个纯粹的表象，因为一个故事开始，就会有一个个“边界”被跨越。

　　乔：突破这样的边界会有什么价值呢？

　　费兰特：边界最主要的价值就是它设定的界限，会把我们放置于一个圆圈内部，我们会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圈内和圈外，一直到尝试探出头去突破这种界限。

　　乔：女性会更敏感，更能意识到这种界限的突破吗？

　　费兰特：女性最近一百年的历史，都是建立在这种充满风险的“突破边界”的基础上，这是男权文化为女性设置的“边界”。在各个领域的结果都非常惊人，但还是有人要重建之前的边界，这些人的力量也是同样强大。这种力量有时候表现为一种简单、纯粹和血腥的暴力；有时候也会表现在一些绅士身上，他们会通过一些轻描淡写的讽刺，诋毁我们的成就，或者贬低我们。

　　乔：跨越这些边境，可能会造成“消失”，这也是您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消失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小说家西瑞·阿斯维特也经常表现这一主题，比如说，她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消失的母亲。）

　　费兰特：我的第一本小说《烦人的爱》，讲的就是一个消失的故事。那些消失的女人，可以解释为，面对一个暴力的世界，她们已经放弃了战斗，这种消失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果断的拒绝。意大利语里有一句特别难翻译的话：“Io non ci sto.”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不在”；在特定的场景下，另一个意思是“我不愿意接受你们的提议”。一般来说，可以解释为：“我不同意，我不想。”拒绝就是不愿意参与这场压迫弱者的游戏，拒绝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乔：我们这些读者都感觉对您很熟悉，您觉得这正常吗？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自在吗？

　　费兰特：作家都存在于他们写的书里。他们在书里展现出一种绝对的真实，那些真正的读者是会了解到这一点的。

　　注：

　　露丝·乔对费兰特的采访2015年8月21日刊登在比利时《标准报》上，标题是《让人不舒服的真相，是文学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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