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79)_埃莱娜·费兰特

七九

　　▼3-9．讲述难以讲述的故事

　　亚赛明·孔加尔对费兰特的采访

　　孔加尔：您在1991年发了一封信给您的出版社，说明了您不会露面的原因，您说小说出版之后，您不会参与宣传。然而在这些天里，有很多文章都在谈论您的作品，包括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您的“不在场”。有时候，关于您的身份的讨论很激烈，反倒掩盖了对作品的反思。面对关于您的身份的各种猜想，您有没有觉得很不自在。您有没有觉得，您决定不在场，这起到了一个反作用，让人更关注到您的身份，让人撇开您的作品，去讨论您的身份？

　　费兰特：二十年以来，我的书在意大利和国外赢得了它们的读者，也受到了好评，我的不在场，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小说的传播。读者逐渐注意到了我的不在场，但他们并没有媒体的那种狂热。现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世界传播，小说的成功激起了媒体，尤其是意大利报刊的兴趣，是媒体把我的身份问题放在了中心位置，摆在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读者眼前。简而言之，只要看一眼我的小说出版历史，就能发现，并不是作者的不在场促进了这些书的成功，而是这些小说的成功，让作者的不在场变得受人关注，坦白来说，现在的状况并不让我觉得惊异。让我惊异的是，我发现，至少在意大利，有人很晚才注意到这些书，是因为媒体用一种带着偏见的怀疑或者敌意去看待这些小说。就好像我的隐身是一种不礼貌或者错误的做法。

　　孔加尔：您觉得，这种带偏见的怀疑下面掩盖的是什么东西？您怎么样做才能不受影响呢？

　　费兰特：这种怀疑是媒体对于作者不在场的妄加猜测引起的。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继续这场小小的斗争，把作品放在中心的位置。我相信，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能完全和文本融为一体。

　　孔加尔：在一些访谈和文章中，您是作为一个女性和母亲出现的，在您的小说中，读者也能强烈地感到一种“女性的声音”。这使我想到，只有一个女性、母亲，才能以这么真诚的方式去描述女性的艰难，以及作为母亲的处境。虽然如此，但我也想到，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作家也可以去模仿任何人，比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许我搞错了？假如您是男性的话，您还会用这种诚实的方式去描写女性吗？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认为哪些男性作家，可以像您这样塑造女性形象，达到同样的真实度？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男性作家？

　　费兰特：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够非常成功地模仿两种性别。但把一部讲述另一种性别体验的小说，简单说成是纯粹的模仿，是写作技巧娴熟达到的效果，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部小说的真正核心是它的文学真实性，它要么有这种真实性，要么没有，假如没有的话，任何写作技巧都没法赋予它。您问我的问题是：有没有男性作家可以非常真实地讲述女性的遭遇？我无法列举出这些作家。假如有些男性作家能写出非常逼真的故事，但这和真实是有差别的。当这种逼真的故事很和谐地得以呈现时，有可能会变得很不真实，背离了女性写作的真实，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非常单纯的女性写作，有时候也不够：我作为女性，我写作，这是不够的，我的写作必须有一种适度的文学力量。

　　孔加尔：您能不能进一步深入谈论一下，文学的真实和逼真之间的差别？在哪些情况下，“一种纯粹、简单的真实”是不够的？

　　费兰特：要达到一种逼真的效果，这是写作技巧的问题。但文学的真实性会抛开所有技巧和效果，真实会推翻那些看起来真实、迷惑人的东西。我们更喜欢一种真实的效果，而不是象征层面忽然涌出的真相。

　　孔加尔：在哪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能够找到您刚才提到的文学力量？

　　费兰特：简·奥斯丁、弗吉尼亚·伍尔夫、艾尔莎·莫兰黛、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还有爱丽丝·门罗。我可以继续列举，女性作家终于形成了一份很长的名单，终于展示出女性写作从古代到现在丰富多彩、让人惊异的成果。但女性文学还是很难打开一种局面，比如说，写作的女性，到现在还是在女性之间进行对比，一个女性作家可以比其他女性作家更优秀，但她不会和那些优秀的男性作家进行较量。所以很少有伟大的男性作家说，他是以女性作家为楷模。

　　孔加尔：最近您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提到，要有意识地去抵抗“对于真相的驯服”，关于写作，您提到了“进入那些表达的禁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家庭内部展开的，故事很普通平常，它是一个城区发生的故事，一个家庭、一段友谊，还有一个人的成长、成熟，等等。除此之外，您也没有采用一种先锋、实验性的风格。基于小说的主题，您如何避免使您的小说“变得庸常”，在您的书中，您是不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是什么让您的写作变得这么新颖？您的小说中“没有被驯服的真相”是什么？

　　费兰特：我不知道身为作家，我得到了什么结果，但我知道我写作时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故事从来没被人讲述过。那些被包装成全新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我们总是很容易挖掘出一个古老的核心。除此之外，我对新瓶装旧酒也不感兴趣，也就是用优美的文字重写一个老故事，让人们重读它。我也没想着去解构时间、空间，这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写作技巧，而不是出于叙事的需要。我讲述的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体验、常见的痛苦，我最关注的——并不是我唯一关注的——是找到一种写作的调子，能够揭开一层层包裹着伤口的纱布，让人能看到伤口真实的样子。那个伤口掩藏在各种世俗观念之下，那些人物越是出于自我保护草草找到掩饰，越是难以讲述的东西，我越是要坚持挖掘。我的目的不是写出美文，我感兴趣的是写作。我会运用文学传统提供的所有工具，达到自己的目标。对我来说，新颖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那些我们出于慎重，为了符合大家通常的观念，通过和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东西，或者就是通过实验性写作掩饰的东西。

　　孔加尔：那不勒斯很明显是这四本小说的核心，主要是埃莱娜和莉拉小时候生活的那个老城区、伊斯基亚岛的沙滩，或者是那不勒斯那些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在小说字里行间里，总能感受到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小说获得这样的效果，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描述，不需要对这个城市的形象进行小说化的描述。您是如何赋予这个城市电影般栩栩如生的效果？作为一个土耳其读者，我就好像真正看到了我从没有到过的地方，几乎感觉自己是属于这里的，好像也是成长于这些城区，您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是什么赋予这些地方灵魂，是什么让您的小说散发着这种气息？

　　费兰特：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我用了一种特殊的滤镜。这个城市从来都不是自己出现的，我觉得，在展示城市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产生标签，还有描述。但我的目标是展示埃莱娜想象、感受到的东西，以及通过埃莱娜的讲述展示莉拉想象和感受到的东西。正是这种双层滤镜，使得城区不是故事的背景，不是一个远距离的帷幕，而是一个包含在内的世界，一个可以感受和想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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