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80)_埃莱娜·费兰特

八〇

　　孔加尔：在您的采访中，您经常会提到，女性的作品和斗争对您的个人成长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很多批评家，其中包括詹姆斯·伍德，把您的写作定义为“女性写作”，他把您和西苏、伊里加雷、茱莉亚·克莉斯蒂娃以及其他女性主义者放在一起。当您写作时，您是不是也想给女性主义斗争作一份贡献？您的小说有没有女性主义的使命和功能？在描写父权社会和阶级差异引起的痛苦和不公时，有没有可能避开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

　　费兰特：女性主义文化熏陶，是我个人经历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但对于我来说，叙事并不意味着让小说成为政治文化斗争的一股力量。可能这样也没什么错，但我担心，这种上纲上线在文学上会起到很糟糕的效果。我讲述的是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我的体验越是难以通过日常语言表达出来，我越是觉得小说写作的紧迫和正确。

　　孔加尔：对于您来说，节奏、每个句子的调子都很重要，有时候甚至比讲述的内容更重要。为什么呢？您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很难给故事找到正确的调子和语言？您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语言和调子？在哪些作家中，您看到了完美的节奏和调子？

　　费兰特：对我来说，寻找正确的调子是各种尝试的目标。我觉得，这也一直是文学写作的关键，但在上个世纪，这变成了一种执念。让我靠近事物和真相的咒语是什么？我该如何去描述世界呢？把那些无法言说的，变成可以言说的东西，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而是尽可能缩短这种距离。我用“寻找调子”这个说法，只是为了简化二十世纪写作关于“可描述”与“不可描述”的讨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基调，产生于“处于边界之内”和“界限消失”对人物的冲击。

　　孔加尔：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友谊，以一种高超的手法得到讲述，在读者的眼里非常真实。除此之外，两个女性之间的矛盾，给人的感觉，这是每个人内心的冲突。这两个女孩子之间的较量中，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心不同的冲动。“你是我的天才朋友。”这是莉拉说的话，也是第一本书标题的出处，整个故事就是从这里展开。莉拉对埃莱娜说这句话，是为了鼓励她继续学习。然而书中的讲述者“我”通过讲述，想让我们看到：莉拉才是她的天才朋友。

　　您为什么选择两位女性的友谊作为这四本书的主线？她们是那么不同，却很能说明问题，这两个人物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起到了什么作用？

　　费兰特：我想讲述一段持续了一辈子的友谊，想展示这段友谊的复杂性。但就像我通常习惯的写法，在讲述的过程中，讲述者“我”很明显对故事的一部分情节采取沉默的态度，就好像她没法深入讲述这些问题，或者说，她的讲述是一个糟糕的初稿，永远都无法达到完美的状态。这是因为另一个女人——她不是讲述者，而是被讲述者，她具有能深入、完整讲述这个故事的能力。写作时我有两个目标：第一就是讲述我所知道的一切，同时让我所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一切也进入故事中。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非常侧重第二个目标。我相信故事的力量，假如这种力量存在，是从文字中能感受的，和谁写的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写的内容。

　　孔加尔：卡尔维诺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我塑造了这些人物，还是这些人物塑造了我的形象？”埃莱娜和莉拉有没有塑造埃莱娜·费兰特的形象呢？

　　费兰特：是的。在你写作时，你就是你写的东西，那就像一个鸟巢一样包裹着你，和你融为一体，你在写作之外的东西，是一个看不见的屋檐。

　　孔加尔：在您的小说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有些人物和场所反复出现，这让很多人觉得，您的故事都是自传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是不是真的呢？

　　费兰特：我在写作时经常会用到我的体验，但只有在不扭曲真相的情况下，我才会把我的经历变成故事中的情节。

　　孔加尔：挪威作家卡尔·奥维·克瑙斯高写了一个系列的六本书，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挪威，人们经常把他的作品和“那不勒斯四部曲”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在他的第二本中，他说他的人生进入危机，他决定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最后他发现：“所有叙事的核心，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总是要达到一种逼真。但是逼真和真实之间还是存在距离。”当您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这种叙事的逼真性和真相之间的距离，有没有让您觉得不舒服？当您在写作时，您是如何突破这个距离的？

　　费兰特：我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那是因为我看到，作者的目标很单纯、很简单，就是想讲一个逼真的故事。长久以来，“逼真”和“真实”之间形成了一种象征关系。对于一个写作的人，他的任务是讲述那些难以讲述的事情，那些经常被遗漏、很难整理归类的东西。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远离“逼真”，要缩短我们的体验和真实的核心之间的距离。

　　孔加尔：意大利作家罗伯特·萨维亚诺还有其他作家公开推荐您的作品参与斯特雷加奖的评选，现在您已经入围了第二轮评选。您的编辑桑德罗·费里说，假如能获奖的话，您会非常高兴，但您补充说，这个奖项是权威人士评选的，您决定不加入其中、成为这些人的一员。在您看来，权威人士（评委、学者、记者、电视或广播主持）评出的这个奖项，对于写出的文字会带来什么影响？得到这些人物的承认或者被他们忽视，会不会限制写作的自由？

　　费兰特：我的书属于那些读它们的人，我尊重所有读者，无论他们是文学大奖的评委、学者、记者、电视或者广播台的主持人，还是普通读者。每本出版的书都会有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它要在我或者文字之外的我不参与的情况下，走上自己的旅途。

　　孔加尔：在您的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非常清晰，尤其是那些女性人物。您说到的“碎片”，也就是说您母亲经常用的词汇，这和内心世界有什么联系？是不是“碎片”可以用来解释内心世界？

　　费兰特：“碎片”是我们的一部分，很难用语言或其他形式表述，它会搅乱我们感觉很稳固、很严密的秩序。每一种内心世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团乱麻对自我控制力的冲击，假如我们希望文字充满能量的话，我们要尝试讲述这些混乱、有热度的东西。

　　孔加尔：当您在写作时，是不是处于一种“碎片”的状态呢？或者是一个有秩序、有规划、精打细算的过程？还是每本书的情况都不一样？

　　费兰特：我必须遵照一定的秩序，我必须有安全感。但我知道，我认为一本书值得写出来，是因为我感觉我开始打破这种秩序，写作开始进展，首先是一个自我冒险过程。

　　孔加尔：现在会发生什么？您在写一个新小说吗？会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出版吗？

　　费兰特：我目前在写新小说，但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说服自己去发表另一篇小说。

　　注：

　　土耳其记者亚赛民·孔加尔的采访，2015年7月20日刊登在网络杂志《T24》的文化专栏上，标题是《作者的任务是进入文本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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