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70)_埃莱娜·费兰特

七〇

　　桑德罗：一本小说从一开始，目标都是达到一种讲述的张力，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二十世纪，一切好像都发生了变化。您觉得在二十一世纪，文学会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传统？

　　费兰特：我觉得，之前的文学传统是一个巨大的矿藏，那些想写作的人，会在这个矿藏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需要排除任何东西。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他应该比过去的作家更要博览群书，了解这些文学传统。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因此最好做好准备。需要像狄德罗一样，既可以写出《修女》，也能写出《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要从菲尔丁的作品中汲取灵感，也要从劳伦斯·斯特恩身上获得能量。我想说的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尝试，经过了一些良性的破坏，可以，也应该紧紧抓住以前的小说创作，甚至是其他文学体裁的有效工具。永远都要记着，一部小说活生生的，并不是因为作者比较上相，评论家说了很多好话，或者说市场上比较叫座，而是因为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在被写出来时，从来都没有忘记和忽视读者，因为只有读者才能点燃语言的导火索。我不会放弃那些会提高读者兴趣的技巧，我甚至会采用一些过时、粗俗和滥用的东西。正如我所说，让一切变得精致而新颖的是文学的真实。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最重要的是一种丰富、复杂和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假如一部小说拥有这些特点——这是任何市场营销无法赋予它的——它就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它可以走上自己的道路，吸引读者，假如需要的话，它也可以反小说。

　　桑德罗：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深入谈论这个问题。写作的质量最重要，胜过其他东西。很多美国评论家都直接把你的写作、你的诚实和你远离公众视野的决定放在一起进行谈论，就好像在说：作家越是不出现，就会写得越好。

　　费兰特：二十年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我在一九九〇年做出这个决定，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在一本书出版之后，出去进行推广，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讨论我的需求，还有我隐身的原因。现在，这些原因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我非常担心自己要离开自己的庇护所，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很羞怯，我需要坚持自己的立场。随后，我对媒体的抵触越来越大了，他们对于书本身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尤其会关注一些已经取得成就、有一定声誉的作者。比如说，让人惊异的是，意大利那些最受关注的小说家和诗人，或是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或是他们在出版业地位显赫，或是在其他重要领域已经做出了成就。就好像文学无法通过文本来证明自己，而是需要一些外部支撑，来证明这些作品的质量。假如我们抛开大学和出版社，抛开政治家、记者、歌唱家、演员、导演、电视的主持人，等等，他们的作品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无法独立存在，需要其他领域的成就提供“通行证”。“我在这个领域或者那个领域取得了成功，我获得了一些关注，因此我写了一部小说。”媒体非常重视这种联系。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写这本书的人有没有自带光环。假如他已经有了名气，媒体会强化这种光环，出版社也会敞开大门，整个市场也会非常高兴接纳你。但如果没有这种光环，一本书很神奇地赢得了市场，媒体就需要打造一个作者形象，这就开始了一个机制：作者出售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形象。

　　桑德拉：你刚才说，你隐身的原因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费兰特：我现在对于媒体炒作依然很抵触。这种行为不仅仅会削弱人们在每个领域创作的作品，而且已经无所不在。没有媒体炒作，好像什么事儿都行不通了。虽然任何产品都是传统、各种技能和群体智慧的结果，人物——注意，是人物，而不是个体，不是一个人，他的作用很重要——会让所有作品显得暗淡。但我必须说，在我隐身的漫长时间里，我获得的创作空间，一直都具有它的重要性。这里，我想回到写作本身。我知道，一本书彻底完成修订之后，它会走上自己的历程，不用我亲自陪伴。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亲自出现在一本出版的书旁边，就好像那是一只需要主人陪伴的小狗。这让我对写作有了一些新的感受，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我感觉我摆脱了自己写出的那些文字。

　　埃娃：您是不是想说，您感觉自己在进行自我审查？

　　费兰特：不是，这和自我审查没什么关系。我写了很长时间，但从来都没有发表的意图，也没有想着让别人看我写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练，就是为了避免自我审查，这和写作的潜力有关。济慈说，对于他来说，诗人是所有一切，也什么都不是。诗人不是自己，诗人没有自己，没有身份，也可能没有任何诗意。通常，在这封信里，读者看到了一种变色龙式的美学。但我看到，作者大胆地和他的写作分开，就好像在说：写作是所有一切，我什么都不算，你们要去找文本，而不是我。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态度，济慈把诗人从他的艺术中抽离了出来，把他定义为“没有任何诗意”的人，否定了诗人在写作之外的身份。现在我想到这句话时，我感觉它很重要。把作者抽出来——就像媒体理解的那样——让作者和他写的作品分开，这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值得从技术层面进行探讨。从《被遗弃的日子》开始，我逐渐明白，从媒体的角度，我的不在场成了一个让人诟病的空白，这其实通过写作可以填补。

　　埃娃：你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吗？

　　费兰特：我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开始说，梅根·奥罗克在《卫报》上的文章已经总结得很清楚了。奥罗克明确地展示了这种写作体验，她谈到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作者决定彻底和自己的作品分开，她强调说，“我们和她的关系，这就像我们和一个虚构角色之间的关系。我们感觉我们认识她，但我们知道的只是她的句子、思维方式，还有想象力。”这好像是很简单的话，但却很能说明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一个作家是在文本之外特定、具体的人，假如我们想要对自己读的东西有更多了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那个人，知道他生活中那些庸常或者非凡的事，来更好地了解他的作品。只要把作者从公众的眼前抽离，就会验证奥罗克所强调的。我们就会意识到，文本包含的东西会超过我们的想象。文本已经饱含了那个写作的人，假如你要去找他，他就在那里，你会比真认识他的人了解到更多东西。当作家以简单、纯粹写作——在文学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他无法避免就成为叙事或者诗句的一部分，虚构的一部分。在这些年里，我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尤其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这种意识越来越明确。埃莱娜·格雷科的真相和我的真相有很大的不同，她的真相来自我的写作，就是我通过文字能够揭示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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