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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奥尔加和女儿伊拉丽亚之间关系不是很好,特别像黛莉亚和阿玛利娅之间的关系。但和阿玛利娅不一样的是:奥尔加是当今社会的女人,她能够承受这个痛苦的过程,能够接受伊拉丽亚对她的敌意,她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可以对抗死亡对她的围攻。那个被遗弃的可怜女人一直纠缠着她。女儿和母亲一起,她们一起肯定了生的价值,和之前那些被遗弃的女人不一样。

  这时候,我可能要想一想你们问题的核心。我刚才引用的那一段——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我就不引用了——差不多都是你们指出的那些。那不勒斯的那位被遗弃的女人,在第一稿里充满了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从阿里阿德涅[10]开始那些被遗弃的女人的原型。那枚锯开的戒指,失去的生命能量,那个扫把代表家庭内部的处境,也有一种性方面暗示。不能结婚或不能再婚的焦虑,再也找不到男人的焦灼,都像碎片残渣涌来。奥尔加在那个幽灵身上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安,她在这个形象中也看到了自己。但这种写法,我很快就不喜欢了,我把这些都删去了,只提到了维吉尔笔下的米赛诺角。我把这一段抹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正确的讲述方法。我很害怕在古代神话原型和现代女性中间会出现一种断裂,奥尔加成了女性命运进步的代表。我选择打乱时代,比如说在《烦人的爱》中,阿玛利娅和黛莉亚两个人融为一体,黛莉亚最后的目标,也就是她生命力爆发的最高点,整个过程让人欣慰的结果是:阿玛利娅存在过,我就是阿玛利娅。我并不是要超越过去,正因为过去积累了很多痛苦,忍受了很多挫败和拒绝,所以我需要扳回一局。

  【[10]阿里阿德涅(Ariadne),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之女,爱上了雅典英雄忒修斯,曾用一只线团帮助忒修斯杀死了米诺斯囚禁于迷宫中的牛头人身怪物弥诺陶洛斯。关于其结局说法不一,有说她被忒修斯抛弃,有说她后来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结婚。】

  在这里要解释清楚的话,我们必须谈一谈痛苦如何改变时间给人的感觉。痛苦抹去了时间的线条,会打破时间,会把时间变成一个旋涡。时间的深夜,聚集在今天和明天晨曦的边缘。我们的痛苦根深蒂固,从远古时代就渗入了我们的身体,在山洞里激动或让人恐怖的争吵,还有那些被打入深渊的女神,到现在还紧紧跟着我们,会出现在我们写作的电脑上。那些强烈的感情就是这样,它们会打破时间,激情是致命的一跳,是翻跟头,是一个旋涡。当痛苦袭击黛莉亚和奥尔加时,过去不再是过去,未来不再是未来,之前和之后的顺序也被打破。在写这个故事时,也出现了时间上的紊乱。讲述者“我”非常镇静,讲述语言干净利落,节奏缓慢;但当情感出现波动,写作发生了弯曲,变得激动,会吸收周围的一切,把过去的欲望和懊悔都席卷进来。黛莉亚和奥尔加应该慢慢平静下来,因为讲述者“我”要恢复一种比较平稳的风格。但这种回归非常短暂,只是为故事的进展积攒能量,然后掀起下一阵飓风。这个意象对于我来说非常有用,会让我想到痛苦来临时,就像旋涡一样席卷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激情的写作,呼吸发出的声音,肺叶的张合会产生音乐,也会让不同时代的沉渣泛起。

  黛莉亚和奥尔加从内部讲述这种旋涡,当旋涡放慢速度,她们也不会与它保持距离,不会远观思索,这是处于旋涡中心的女人讲出她们的故事。因此她们不会为母亲的生活和她们想过的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这并不是对从地中海的古老神话开始的、从古到今一代代女人遭受的痛苦做一次清算,实现一个小小的进步。她们的痛苦源于周围环境,过去那些女性的遭遇和她们期望的未来同时出现,像影子、幽灵。比如说黛莉亚,她穿着现代女人的衣服,但她后来重新穿上母亲的衣服,作为一种释放自我的服装;奥尔加可以在镜中,在自己的脸孔上看到那个死去的弃妇的轮廓,就好像那是她的一部分。

  杂物间里的怪兽

  我现在回答你们的第二个问题。说真的,我没法在“有罪”与“无辜”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明确的线,我觉得这种模糊性在我书中也很明显,这些概念经常让我很迷惑。比如说,宗教热衷于把无辜者和罪人分开,有时候,这让我觉得很没道理。那些被法律宣判为“无辜”或“有罪”的人,也会让我产生怀疑:有些人按照法律宣判是无辜的,但实际上,他们罪孽深重;有时候,我对那些被判刑的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和友爱。按照法律的宣判,阿德里亚诺·索弗里[11]是一场政治谋杀的主谋,他的所有行为都证明他是无辜的,但他还不得不继续坐牢,这真是一件让人义愤填膺的事情。假如现在的政治首领——我都不想说他的名字——他用自己的钱,还有他的电视建立了一个政党。他进入了议会,他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公司谋取好处,他还动用数不清的金钱和媒体力量,制定了一些法律,使自己免受法律的制裁。总之,他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在给自己还有他的朋友谋利,从法律角度他是无辜的。我真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洗清罪行的过程。他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在讲荤段子的间隙,他向那些最弱势的人们展示,他是如何狡猾地操纵民主的。结果是,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觉得那个关在监狱的人代表了正义,而那个本应该成为全民表率的人,却两面三刀,辱没正义。除此之外,统治我们的政治集团都显得没文化,没脑子,没公义,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他们还认为自己很无辜,他们脸上带着狡猾的微笑,那些错误和罪过,如果有,也是别人的罪过。我痛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装腔作势,还有他们对“罪过”和“无辜”的操纵。我特别不相信他们标榜的东西,他们的自我捍卫,自我吹捧,自我定义。我更喜欢那些意识到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很难界定的人,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搞清楚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对自己、对别人有好处。

  【[11]阿德里亚诺·索弗里(Adriano Sofri,1942—),记者,作家,意大利“不断抗议”(Lotta Continua)运动发起者,1988年因被控谋杀一名警官获刑22年,2012年被释放。】

  几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反思无辜与有罪的伦理问题,一切开始于一个小房间的内部。在那个小房间里,我想杀人,我为这个恶念惩罚自己,那也是我和母亲发生矛盾冲突之地。我在《烦人的爱》里描述过这个小房间,在小说第八页可以找到。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从头开始说起,那是我小时候在那不勒斯住的房子的一个房间,没有窗子,没有电灯,它的功能是堆放杂物。人勉强能进去。每次经过这个小房间门口,我都会很害怕。有一次房门没有关紧,从里面传出一阵冷森森的风,混合着DDT的味道。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气息来自一个非常庞大的怪兽,它非常丑陋,有些发黄,就好像蝉蛹的样子,它会毫不犹豫把我吞下去。它藏在这个小房间内部,藏在那些老家具、破椅子、灯笼、箱子和防毒面具中间,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也许我很害怕他们不相信我。这个小房间的危险,一直是我的秘密。

  那时候我大概有九岁到十岁,对我来说,这个地方第一次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事情是我二妹引起的,我二妹叫吉娜,那时候只有四岁,她非常烦人,尤其在我和大妹玩游戏时。我大妹七岁,我们都不喜欢和吉娜玩儿,我们说:“她是桥下捡的,是多余的。”她以为她在和我们玩儿,其实是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她都让我们很烦。假如我们把她赶走的话,她会跑到我们的母亲面前去哭诉;我们威胁她的话,她会哼哼唧唧得更厉害;假如我们打她的话,她会趴在地板上大喊大叫,两腿乱蹬,就好像我们弄断了她的胳膊和腿一样。她经常带着不安,脸上带着讨好的微笑问:我在玩游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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