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何时是新的(9)_六十年代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9)

　　林德和海登与旧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于具体问题，而是在于后者依赖政府行动、立法方法以及机构组织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进分子一样，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而不是重组经济所有制原则。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早期的政治经济权利下放、创建非官僚形式、“让人民决定”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以及用“社团”代替“社会”报p遵循托尼斯对于这两个词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导者，政府应该被视为一个为争取社团、和平以及有关“人民”的其他问题而奋斗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达成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过，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废除政府的权力。

　　尽管林德那种缓慢的道德说教式的西海岸话语有的时候让纽约人觉得无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编委会的内部分歧并不是因为成员的性格各异，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分歧。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的确是因政见不同而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是，他们仍然分别是彻头彻尾的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者。而海登和林德则对“运动”这一概念有着极深的宗教式信仰，他们争论说《左派研究》应该报道正在出现的社会运动中的活动；这一论点得到了其他委员会成员的赞同。论辩的中心议题是杂志究竟有没有权力和责任去批评这些运动。海登尤为坚持，认为外面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们在当代政治话语里的中心地位，并置身于普遍的解放运动。

　　这涉及到杂志作用的中心议题。这些年以来，《左滋研究》也许是数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响以及拥有最多读者的一种刊物。虽然发行量并不是很大，但它所刊发的文章却广为人们所讨论。它的编辑都是运动中全国知名的人物。它的观念被认为是最前卫的。维因斯坦、基诺维斯，还有我都把这本杂志看作是一个公认的新社会主义党派的理论喉舌，这一新党派将在运动的主要活动分子中逐渐获取领导权。放弃了旧有的左派组织在我们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组织一个大众的社会主义党的希望。这个大众社会主义党可以推选自己政府部门的候选人，担当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并最终在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建立影响。海登、林德和伏鲁什特认为，这些与现实太过脱节。他们及新的激进的一代并不想把自己局限于主流政治这个圈子里。相反，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方式，通过行动去证实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个人存在，去建立一个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制基础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从这些论战中，你可以看到导致运动在60年代后期走向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维因斯坦认为，没有政治方式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经常是精确的批评却没能应对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论点。在他们看来，要建立运动，必须为好多议题而奋斗；这并不意味着想要去改变现存的社会，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维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旧左派明显错误的经济决定一切的论调；海登和林德则对政治本身发起了挑战，认为政治作为一种控制的形式，其压迫性远甚于经济剥削。

　　我们这些委员会里的社会主义者也没能驳倒新激进主义的第二条原则：对个人绝对控制权的渴望；个人的权力已经被代表制的政府、工会官僚和非个人的大机构系统地剥夺。新左派意欲将权力重新还给个人（这一提法同通常会混为一谈的“还权于民”不同，后者是黑人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口号，其中个人利益是附属于集体利益的）。在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后来的吉尔斯·德鲁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责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导一种微观自由政治来对抗维因斯坦、基诺维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观政治。

　　维因斯坦最终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强化了诸如阶级斗争、社团又由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马斯特的妥协立场的，他对萌芽于个体性的、精神恢复的和爱的运动更感兴趣，此时的他对从理性主义的概念，即联盟、联合及政党集团发展而来的政治策略不感兴趣。革命将重塑我们的人性、让我们回归自己，并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重建我们的“人种’L运动必须以尊重其主体尊严为基础、否则它就将不可避免地倒退回传统的利益团体政治里。激发这种理论的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义左的传统，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林德后来同爱丽斯·林德合写了一本书《等级和档案》，他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在这本书中，工人们自己站出来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奋斗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编委会内部的分歧日益扩大。当林德、海登和伏鲁西特知道已无法控制维因斯坦的立场时，他们最终还是辞职了。维因斯坦随后于1967年解散了杂志并迁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后，在那里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即现在的《社会主义评论》），这是一份寻求一个新政党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维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组织了新美国运动（NAM）。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包含了公有社会和传统激进政治的原则。从一开始，新美国运动就更接近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而不是议会政治的思想。它有一个相对保守的对手。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是由哈灵顿、豪和其他人于同一年建立的。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反倒比维因斯坦自己的组织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一样，林德和海登也是严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运动首先必须是一场美国的运动。这种左的孤立主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全球美国垄断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如尊重。他们都想在美国传统之上建立运动；问题是。他们发现的传统是相互对立的。林德推崇梭罗，而海登在密歇根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莱特·米尔斯的。虽然维因斯坦从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一书中受益良多，并一直饶有兴趣地追读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基诺维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经改造过的意大利派的列宁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信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推崇葛兰西（Gramsci）；但是，他也对建立一个有朝一日可以对执政府权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感兴趣。1964年，当他还是拉特各斯大学资历不深的历史教按时，就宣称他看好越南的全国解放阵线，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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