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何时是新的(8)_六十年代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8)

　　到了50年代，马斯特成了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他还是有卓越才干的激进分子的组织者。他的观点问共产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根本的冲突。虽然化尊重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进步的立法议员们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导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将其作为实现社会变革最好最道德的对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义在美国最杰出的倡导者；但同时他又实行一种独特的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用以领导美国激进的现实政治斗争。表面上看，马斯特实行或建设实行一种不确定的组织方式，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干预，包括和平、公民权利运动、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诸多方面。他以个人的声望与正在发展壮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关系。他平静而坚定的谈话方式，他在政治上明显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轻的人，特别是正在寻求社会自由党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进分子。他在50年代业已衰竭的左派主义中发出一种不同的声音。对他来说，直接行动不仅是达到具体目的的激动人心的策略，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边，你就正担负着见证人类不平等，见证创造一个理想社会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经超过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设施，打破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林德就深受马斯特的影响，我也一样。

　　马斯特自己有其隐含的理论，认为学生／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员是一种历史的力量。虽然工人阶级已经显示了在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方面的热情，但是，马斯特仍然在寻找另一些愿意为拯救人性献身的人，愿意为唤起人们注意社会不公平、发动改革而奋斗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随者——中产阶级——的力量。这些追随者中，有些成为公众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无闻，他们是职业的政党工作人员，极富创造性，愿意为了理想长时间工作，同时可以只拿很低的薪水。

　　马斯特死的时候，他的合作者分裂为不同的思想倾向。“走向和平”组织的鲍伯·吉尔摩（Bob Gilmore）顽固地滑向和平运动的右翼，变得越来越反共，在风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为这一组织的主流。贝雅·拉斯丁在与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独立组织了纽约激进分子群体之后，成为菲利浦·兰道夫协会（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协会走向黑人自由运动中好战派的对立面。拉斯丁总是徘徊于激进的反战主义和对联合阵线（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极端的忠诚之间。最后，他与工人联合会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阵营里，在60年代民主解放运动觉醒的时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义信仰。作为主要的和平主义活动分子，他超越了马斯特；但是，他缺乏后者的权威和妥协的才能，同时也缺乏使一个组织保持思想灵活的必要素质。

　　我第一次遇到马斯特是在1963年，那时我任矿工委员会的主席，正在寻找名人为我们捍卫肯德基矿工权益的努力助阵。涨时，矿工们正被控以阴谋罪接受审判；他们未经许可便发动了罢工反对公司以及他们自己腐败的工会。马斯特当时在一些宗教圈子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帮助我们联络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长、民主党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此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环脾气的治斗士。但是，直到反战运动早期的那些日子，我才逐渐认识了马斯特。我们坐在一起，协调委员会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员会开始得到发展壮大，随后就爆发了勇敢的、纪律严明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华盛顿大游行。我们都住在上西区，是邻居，因此我经常在会后驱车到他西90号公寓的家。我了解到，大众心目中那个神圣的、性情有些暴躁的斗上形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马斯特是一个战略思想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绝对他相信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是大众激进运动的关键。他要求我也相信这一点。

　　后来，我成了和平劳工网络的一分子。那时，六十五区的锡格·伦斯（Sid Lens）、托尼·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卫·利文斯顿（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联工人联合会的高尔曼（Pat Gorman）、服装工人联合会的弗兰克·罗森布鲁姆（Frank Rosenblum）．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伊米尔·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资助下进行网络的组织工作。马住其是石油化学工人联合会的常委之一，很显然，他也是反战运动中劳工党最有才能的群众活动组织者。当时，我对他的谨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过批评，但是他能够听得进各方意见。鉴于美国工人长期以来的反共情绪以及他们认为战争工作会消灭失业现象的态度，鉴于乔治·米尼（GorgeMeany）对任何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公开表示敌意，马佐其因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当然，我早就退出了，因为1966年之前，在工会内外的反战活动中，我已经变成了公众人物了。

　　在马斯特的影响下，1965年8月，林德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会议，其目的是为了给许多正想发动穷人、学生和黑人的新团体提供一个论坛。《无人代表者的议会》，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旨在抗议有代表参与的政府的虚伪，宣称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动而不是传统的政治参与。该书促成了新反战运动第一个全国性协调委员会的建立。这是一个由我和杰利·鲁宾、弗兰克·艾姆普斯帕克（Frank Emp。pah）领导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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