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何时是新的(10)_六十年代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10)

　　然而，在60年代以后，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跃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看不破激进运动两派日益扩大的分歧，最终倾向于当时流行的反知识主义潮流，我们则变得日益以对理论的需求来解释一切。对海登来说，理论贬低了具体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所称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也不甚了了。维因斯坦几乎算不上一个理论家；基诺维斯关于理论话语的观念又太过传统，不足以让对手严肃对待。事实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不过，杂志也的确刊登过真正理论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作为新社会斗争形式的社区联盟的，它们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哈罗德·克鲁兹（Harold Cruse）对共产党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虽然片面但却精彩的历史性的批评。马丁·斯克拉尽管已不再参与杂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几篇文章中仍然从历史的角度成功地阐述了社团自由主义。

　　在最初的几年里，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内的几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渐卷入了一场重要而局部的运动——反战斗争。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战争的逐步升级，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注意。随着1968年大选的来临和。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海登、秋林格、鲁宾和阿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战领袖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个夏天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的选举。民主党的许多人并不在乎实际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议深深地动摇了民主党之后，有些人确实被选举政治所吸引。但是，运动的组织者多数是马斯特的学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老领袖如雷尼·戴维斯（Rennie Davis），文化激进分子如霍夫曼，他们仍然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抗议和对抗将清算我们文化中的罪恶：反战运动是一个表达大众意愿、揭露选举代表制的虚伪、发动人们起来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机会。只有少数人把运动作为改变国内权力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反帝联盟的手段。

　　那时，战争被广泛认为是我们的文明堕落的表现，是和资产阶级理性与科技理性一样无用的表现。反战示威，直接冲突，是一种补偿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芝加哥与警察进行搏斗的时候，年轻的运动也在走向分裂。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是一个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在全国拥有数万成员，但也受到宗派争吵的困扰。争吵是从1967年一个毛主义派别进步工人党的加入运动开始的。进步工人党组成于1960年，是晚近从共产党派生出来的一个组织，它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中苏分裂的结果，部分是因为持不同政见的人认为共产党是毫无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进步工人党发现学生运动远不是中上层阶级子弟的娱乐，对其进行政治介入确实是有价值的。进步工人党使一贯质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成员们第一次不得不宣布他们的政治不只是把模糊的民主激进主义和强烈的反战立场进行一般地结合。进步工人党推出了他们精心设计的马列主义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它从未准备背离自己的组织而加入当时还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组织。因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们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驾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学生活动分子已经毕业，加入了反战行列、工会、社团组织、学术研究，或者进入了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和职业。原有的新左派主义者大多已经进入了媒体。那时，不得不站起来回敬进步工人党的是全新的一代领导人。有一段时间，他们试图重新阐释上一代领导人留下的不够明确的思想理论：青年是一个阶级，是历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锋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从不认为他们那一代人是“先锋队”或“历史的主宰”。对他们而言，历史的主宰是“人民”——穷人、黑人——简单地说，是英和反国家的立场进行辩论外，他们不愿意更进一步。他们的后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思想的斗争，只能面对坚定而又有能力的进步工人党。此外，在要组织政治上的反对党的形势下，谁都不能否认毛主义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成就有着明显不同的毛主义对女权主义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黑人走向激进。它还成了那些放弃改良主义却又无法认同苏联的多数激进分子的庇护所。

　　类似“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这种论辩，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为人所知是因为这次讨论是公开的，有着直接的组织影响力，并且，发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里。从1965年以来为反战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入党现在向它挑战，指责它以最低要求的口号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而把广泛的思想政治问题留给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列宁主义先锋队——这是一种对欧洲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意无意的直接反对。其他组织也这样干涉。到了60年代末，整个独立的左派都在争论是否把不同的组织转变成一种党的前期形式，如果转变的话，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对应于激进运动的较大的分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成四个主要的派别。

　　第一种倾向是革命青年组织，它马上一分为二。第一个派别后来变质为“他下气象”、“草原之火”等组织。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处于革命前的形势下，按照旧有的观念，争取政治权力的武装斗争即将爆发。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见的力量是受压迫的黑人大众和被忽视的反传统青年。这一联盟坚持以示范性的暴力行动来反对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将最终摧毁现有制度。现在，批评家们经常认为“地下气象”组织是虚无的、幼稚的和不负责任的、偏执妄想的。某些低级刊物还因其性试验、精英主义和滑稽可笑的行为指责它们。但是，他们会感到，“地下气象”的成员是他们整个这一代人共产主义无政府冲动的延伸。他们误读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团体一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政府和大企业中被压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预言法西斯主义会随时出现。结果，他们从事冒险的、象征式的暴力行为，以表明现有制度的脆弱，显示他们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有时是田园诗般的行为与重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理想是完全脱节的：假如一个人接受了多元主义只是权威的另一种形式这样的前提，那么这些来自明显封闭的自由主义话语世界的“行为批评”还是有情可原的。

　　对现存世界的总体批评需要对全体人口进行广泛的调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这样的例子。“地下气象”的悲剧在本质上并不是由它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国完全错误地等同于上述国家所造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它们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一个错误。部分原因就在于社团建设的性质。像其他社团一样，它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话语，加强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种“家庭式”的表达。正像每一个家庭都会产生一套行为准则、价值、习惯，“地下气象”组织的人也坚持它的成员必需接受加入组织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组织的时候必需的严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严格的对组织的忠诚高于一切的制度。组织有效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现实，以适应它对现实的介入方式。“地下气象”组织继承了新左派的傲慢与自大，并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唯我论的形式。他们的感情、观念和思想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表现的。他们变成了在学校、在街道等待着指导把他们送入战斗行列的广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气象先锋队——的论坛。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义者，都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注定不能够为历史作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他们已经被人利用了。地下气象派的暴力最为激烈地表现在语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动如银行爆炸上。这些青年被一种深厚的正义感所驱使。后来，他们又被明目张胆的取代主义鼓动起来。群众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导师，而地下气象家族也不得不对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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