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149)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一四九

　　但是扎哈罗夫没有打断他的话。也许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知道恰恰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的情况往往记不清楚。

　　事前事后的一切辛佐夫汇报得井井有条。他先汇报事后的情况：下过哪些命令，怎样包扎，怎样抬上装甲运输车，怎样送到这里来……然后汇报事前的情况。关于这点，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们从军部出来一共才半小时。但扎哈罗夫还是要他挨次序地讲。扎哈罗夫先问他们是怎样出发的，是走军长所讲的那条路，还是走另一条路？

　　“是走军长所讲的那条路的。”辛佐夫记起了谢尔皮林的话：“好吧，犯不着，我们绕道。”他现在重复着那句话，和当时谢尔皮林笑着对军长讲那句话的情景迥然不同。虽然同样是这句话，但当时讲这句话是一回事，现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句话之所以变成另一回事，是因为：如果当时谢尔皮林不讲这句话，不笑，也不听军长的话，而是按去时的老路回来，那么，这件事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在他死了以后，这是十分清楚的，而那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却谁都不知道。

　　辛佐夫还讲，他们曾在一个开阔地带，在没有树木的高地上停来过，谢尔皮林曾下车抽烟，他命令报务员再试试截取德国人的通话。他们果然截获了，德国人又用明码发报，指示突围方向。

　　他们在这个高地上只耽搁了三分钟。现在很清楚，就是由于这次耽搁，所以才出了事；如果不耽搁，他们早就开过炮弹爆炸的那个地方了。

　　辛佐夫讲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桩桩往事，通常，一个久经战场的人是不会去想这些事的。因为老是去想这些就不可能打仗了。只有在某个人突然牺牲后，当你把战争中的一些偶然因素与某个人的死亡联系起来，看到他在该时该地死亡正是由于事前所发生的一连串情况凑合的结果，才会重新想起这些事来。

　　但是，把这些情况一个个地孤立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并不预示着谢尔皮林的死亡，也并不促使他死亡；恰恰相反，今天他们一路上碰到的情况甚至是十分正常的。

　　扎哈罗夫一次也没有打断过辛佐夫的话，这时突然问道：“那么在出事时，在出事前的片刻，有什么情况？”

　　辛佐夫没有马上领会，他觉得他已把所有的情况都讲了。但他突然想起，不知怎么搞的漏掉了一件事——在最后一分钟，谢尔皮林从前座转过身来对他和普罗库廷说：“普罗库廷，你要记牢我的话，不管是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报，还是根据俘虏的交代，可以看出，在我们合拢的这个包围圈里，敌人还是有两个中心，有两个大司令部。他们怎么也不能会合到一块去，因为我们挡着他们，不让他们会合……”于是他吩咐辛佐夫看一下地图——根据德国人在无线电里所透露的方向，从布达到马特韦耶夫卡，按方位下一步将到什么地方，到哪些居民点。

　　辛佐夫翻开地图看起来，就在这时出了事……

　　基尔皮奇尼科夫乘吉普车来了，他从车上跳下来，笔直地站在扎哈罗夫面前报告：“军事委员同志……”

　　但扎哈罗夫只是说：“去吧，到那儿去告别一下……”他向帐篷那边挥了下手。

　　基尔皮奇尼科夫走进手术室，他走后，接着马上又响起了小卡车的刹车声——集团军外科主任终于来了，他也行了军礼准备报告，但扎哈罗夫也没有让他说。

　　“到底还是来了，到那边去做您应做的事吧……”

　　外科主任还不知道谢尔皮林已经死了，他大概把“去做您应做的事吧”这句话理解为：要他去做手术，所以他不是走去，而是向帐篷飞奔而去。

　　扎哈罗夫从口袋里拿出手帕，重重地、好象要从自己身上擦去什么似地，用手帕擦了擦脸和长着花白头发的圆圆的脑袋。他拿着手帕沉思起来。他想起自己没有戴帽子，他在手术室里脱下帽子后，就一直没有拿。于是他转过身来对辛佐夫说：“帽子忘在那里了……”

　　辛佐夫走进帐篷，又一次看见光着上身躺在手术台上的谢尔皮林的遗体，集团军外科主任俯着身子在和另一位医生讲话。辛佐夫去找帽子。帽子在手术台下面。扎哈罗夫脱下帽子，它就掉在那里，谁也没有注意到它。”

　　辛佐夫把帽子送给扎哈罗夫，扎哈罗夫说了声“谢谢”，但他拿在手里没有戴。

　　当辛佐夫到帐篷去的时候，普罗库廷回来了，扎哈罗夫问他，通过无线电台联系得怎样了。

　　“我不指名地报告：请转告三号，医生验证，已经死亡。”

　　“上次你发报说受重伤的时候，指出是一号没有？”扎哈罗夫问。

　　“指出了。”

　　“如果德国人截获了电报，只要对比一下，就能知道，我们的集团军司令被打死了，”扎哈罗夫说。接着他挥了挥手：“不过他们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

　　“军事委员同志，请原谅”，普罗库廷说，“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慌了手脚。”

　　扎哈罗夫又挥了挥手，转过身来，向从手术室走出来的军长迎了上去：

　　“告别了吗？”

　　“告别了。”

　　从基尔皮奇尼科夫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可能是由于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军的防区内，所以他更加感到难过。

　　“你从哪里来？”扎哈罗夫问。

　　“从二〇二师，从他们的指挥所来。”

　　“最新的情况怎样？”

　　“最新的博况是：师的侧翼和友邻部队会合了。又形成了一个四公里见方的包围圈。但德国人并不罢休——想突围。情况很紧迫。”

　　“明白了，”扎哈罗夫说。“我在这里还要听听外科主任说些什么。既然情况紧迫，那你就走吧，别等了。我们要回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这话不知是对谁讲的——一既象是对基尔皮奇尼科夫讲的，又象是对自己讲的。

　　基尔皮奇尼科夫走后，扎哈罗夫回过身来对普罗库廷说：“装甲运输车就留在这儿，我和你乘两辆吉普车到集团军司令部去。叫他们把车子开过来。”

　　集团军外科主任从帐篷里走了出来，他的制服外面套了件白色工作服，头上戴着白色工作帽。扎哈罗夫朝他看了看，好象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打扮，既然人已经死了，这还有什么必要呢！

　　“军事委员同志，鉴定是正确的，”外科主任说。“从各方面看来，受的是致命伤，是不可能救活的。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证实这一点。”

　　“您就证实吧。把该写的都写上，既然谁都没有过错，那就不要写谁有过错，”扎哈罗夫皱着眉头说。“都写上吧，以后会向你们询问的，也会向我们询问的。可能方面军和莫斯科都已打电话来了……去写吧。”

　　现在又只剩下他和辛佐夫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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