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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

医生用疲惫的声音好象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伤势一开始就没救了，几分钟以后就会出现临床死亡的症状——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送上手术台时，动手术已经无济于事了。最后只好在这里，在卫生营或在其他地方进行剖验。这种伤是可能立时致死的。但据陪同人员说，他是在路上死的。 　　“这一切我都写在鉴定书里了。我刚刚写好，”医生说。 　　“你们有屁用！”扎哈罗夫痛苦地说：“人家说你们医生能起死回生，而现在才过了二十分钟送上手术台，就没有办法了！” 　　“将军同志，”医生可能是不认识扎哈罗夫，也可能认为对谁讲或怎样讲都没有什么关系，还是用那种疲惫的声音说：“等集团军外科主任来了，他会向您报告他自己的结论的。但战争开始以来，从我手上经过的人，不比他少。能救活的人都救活了，不管怎样希望，要使死人恢复生命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没有尽一切努力吗，难道您自己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要我们装出一副能救活人的样子，给死人注射盐水，进行按摩吗？为了什么？为了写一份报告吗？给谁看？又有什么用呢？” 　　这位貌不惊人的疲惫的中年医生，戴着医务人员的白色工作帽，穿着溅着血点的白色工作服，声音有些嘶哑，但说话的语气却充满了自信，同此扎哈罗夫没有反驳。他知道医生的话是对的。有的人医生能救治，有些人则不能。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您要看看伤口吗？”医生望着沉默不语的扎哈罗夫问。 　　“让我看看。” 　　“马上……克里莫娃，”医生转过身来对护士说：“把那个断了脚掌的工兵搬上手术台，准备给他动手术。他从休克中醒过来了没有？” 　　“醒过来了，他在哼着呢！” 　　“那您就准备吧！” 　　之后，医生才和扎哈罗夫走近盖着罩单的那张手术台。 　　医生拉开罩单，指给扎哈罗夫看打死谢尔皮林的那块弹片，是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来的。他想用罩单把尸体重新盖起来，但当他把罩单拉到死者肩膀的时候，扎哈罗夫用手势阻止了他。医生明白了用意，便把罩单放下。 　　现在谢尔皮林躺在手术台上，象是一个发高烧而失去知觉的病人，身上仅盖着一条罩单，躺在病床上。他的一个肩膀全部盖没了，而另一个裸露的肩膀从罩单下露出一点，象没有盖好被子的活人的肩膀一样。死人的脸一股总是向后仰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看来是向后仰的。但谢尔皮林的脸却并不这样。相反，他的脸稍稍向前倾，而且是朝着扎哈罗夫站着的那个方向。怎么会这样的？谁知道！也许从汽车里抬出来放到手术台上时就是这样的，也许是死了以后医生进行检验时把他的脸转过来的…… 　　为了等候外科主任，还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遗体进行入殓前的化妆。下巴没有包扎，眼皮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使眼睛闭紧。因此他象活人一样躺着，脸稍稍转向一边，好象想倾听扎哈罗夫对他讲话似的。他在和别人交谈时经常是这样侧着头的。不过他现在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而是躺着，侧着头，两眼望着上面，视线越过扎哈罗夫，远远地射向帐篷的角落。他的脸还是活生生的，但眼睛已经没有生气了，已经看不见了，或者相反，却能看见扎哈罗夫所看不见和不可能看见的东西。 　　扎哈罗夫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俯视着这张活生生的睑和那一双没有生气的眼睛。这时候他不是在想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在使自己的感情习惯于这一事实：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不再存在了。 　　扎哈罗夫努力克制着这种感情，由于这种感情，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要不是背后的低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准会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带扎哈罗夫来看谢尔皮林遗体的那位医生和另外一个人谈话的声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不是我来给他动手术，”另外一个人说。 　　“不，我自己来，”那位医生说。 　　“还是我来吧。” 　　“不，我自己来。” 　　扎哈罗夫转过身去，他明白了，他们是在讲躺在另一张手术台上的伤员动手术的事。他向医生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不知是表示赞成那位医生去做该做的事，还是表示允许他离开这里，去做手术。然后他又看了看向着他的谢尔皮林的脸。此刻，他看见了辛佐夫，他知道辛佐夫站在手术台的另一侧，但刚才一直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就给辛佐夫打了个手势，表示：“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走出了帐篷，扎哈罗夫离开时，最后听到的是背后医生的讲话声。这不是他讲述谢尔皮林去世经过的那种疲惫的声音，而是另一种声音，他在对什么人说：“手套！”这是另一种带有命令口气的声音：他现在已经在做另一件他应做的事了。 　　“就这样吧，辛佐夫，”扎哈罗夫走出帐篷后，停下来说。他这样说，好象在这一切之后还需要有个了结似的，仿佛死本身还不能算是了结。 　　辛佐夫没有回答。他回想起四一年秋天，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叶尔尼亚市郊，他护送谢尔皮林去卫生营，那时，他也是站着，等待着，等他们给谢尔皮林动手术。他一直控制着自己，此刻，突然由于回忆起这件事情而全身颤抖起来，好象这是他的过错——那时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而现在却没有做！ 　　“普罗库廷在哪儿？”扎哈罗夫问，没有看辛佐夫的脸。接着，他抬起头来，看到了辛佐夫的脸色。要是别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停住不问了，当扎哈罗夫却严肃而高声地又一次问道：“我问您，普罗库廷在哪儿？”他这样问，并不是没有发觉辛佐夫的思想感情，恰恰是发觉了，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马上要放声大哭起来的人恢复常态。 　　“去拍电报了，”辛佐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回答说：“报告医生的鉴定。” 　　“他已经拍好电报，现在到卫生营营长那儿去打电话了。”一个年轻的少尉翻译官从站在附近的人群里走出来说。最近几天来，谢尔批林一直带着他，让他和通信兵坐在一辆吉普车上，以便翻译从德国人那里截获的对话。近来，德国人常明码发报—一他们相互寻找，下命令调动或集合。什么密码、暗号他们都顾不上了，只要能相互找到就行…… 　　“普罗库廷回来后，要他马上到我这里来，”扎哈罗夫说。“既然他不在，那么你报告一下吧，”扎哈罗夫转身对辛佐夫说。他离开帐篷向一旁走了几步，这样就只他们两人在一块儿了。 　　扎哈罗夫听着，辛佐夫汇报所发生的一切。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但这件事本身的经过情况却记不清了。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的情况他记不清了。是在弹片打穿他手里拿着的地图以前听到爆炸声的，还是之后才听到的……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他汇报得很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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