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150)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一五〇

　　两辆吉普车在树林里绕来绕去，开到卫生营的帐篷前面的空地上。

　　“我们走啦，”扎哈罗夫说。“你留着吧。我们派人来接遗体，还不知道派什么车来，可能派大轿车来。装甲运输车留给你，你乘着它护送。送到哪里，我再打电话告诉你。让他们把一切都写好以后，我们再决定。可能直接送到第二梯队去。没办法送到指挥所，它是经常在流动的……命令你送到哪里，你就护送到哪里，你的事就是这些。”

　　扎哈罗夫向吉普车走近一步，但辛佐夫挡住他说：“军事委员同志，古特科夫要求允许他护送遗体。”

　　“他是受了伤的人啊！应该把他留在卫生营里。”

　　“他坚决要求，”辛佐夫又重复了一遍，他在这句话里表达了古特科夫本人的全部心意。

　　扎哈罗夫转过身去，看到了古特科夫和他那只挂在胸前、用白绷带缠着的手，喊道：“古特科夫！”

　　古特科夫不顾受伤的手，象往常一样，不是走过来，而是奔过来，在离扎哈罗夫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扎哈罗夫想亲自何问古特科夫的感觉怎样，能不能去，但当他看到古特科夫后，马上就想起了这几年来与古特科夫和谢尔皮林有关的一切事情，想起了他们同乘一辆车，想起了他们的谈话，想起了过去的一切今后不可能再重现了。于是他走前一步，改变了原来想讲的话，只是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古特科夫？”他哽咽了，挥了挥手，转过身，向吉普车走去，坐上车子就走了。他把身子扭向一边，所以只能看到他那由于抽泣而颤动的背影。

　　辛佐夫茫然不知所措，目送着两辆吉普车离去。他想，虽然司令一整天好象比往常高兴，但今天却曾有过死亡的预感。

　　这事情发生在清晨，他们刚刚从指挥所乘车出来，还在渡口碰见塔尼雅之前——在这一切之前。他们乘车出来，在寂静的树林里开了近十五分钟。在辛佐夫的记忆中，谢尔皮林是不大喜欢听唱歌的，自己也从来不唱歌，这时却突然在前座轻轻地哼起一支曲调缓慢的奇怪的歌子，歌词完全是陌生的。他起初轻轻地哼着，后来转过头来，带着他平素少有的含有歉意的笑容说：“可能是由于静寂的缘故，我想起了童年时母亲唱的我们鞑靼人的摇篮曲。我不会唱整个歌子，只记起了两段。”

　　他又转过头去，耸了耸肩膀，好象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会想起来的，不但想起了，而且还当着人家的面唱起来了。

　　“这就是死亡的预感，”辛佐夫心里想。

　　第二十五章

　　结果，扎哈罗夫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在做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这是势所必然的。对扎哈罗夫来说，张罗谢尔皮林的后事，不过是对谢尔皮林生前关心的自然继续。这一切他早已看成是自己职务不可分割的部分。

　　集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他们每个人的权利和职责在最高当局批准的条例里有明文规定，—一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职务关系。这种职务上的关系，通常只是在他们相处不好或不正常的情况下，才需要分清楚，在感情融洽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分清楚的。在战争期间，谢尔皮林和扎哈罗夫两人之间从来就不谈你是军事委员、我是司令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问谢尔皮林：一旦你出了什么事故，你要谁当你的遗嘱执行人？他一定会挑选扎哈罗夫。不过，在一个人生前，别人很少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在他死后提出，又太迟了。他的选择不是根据职务上的关系，而是根据和自己亲近的程度，虽然在这里职务关系和亲近程度是不矛盾的，相反，却有着联系。

　　谢尔皮林自国内战争以来早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他认为工作中最亲近的人，就是他心里称之为自己的政委的人。在国内战争时，他与在察里津附近牺牲的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托尔斯蒂科夫的关系是这样，在这次战争初期与什马柯夫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最近一年半中，与扎哈罗夫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在长年服役期间，如果在他身边担任“政委”这一职务的人跟他对“政委”这个问的理解不相符，那么，他们当然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亲近的关系；因为这个人与“政委”这个称号不相符，就不能算是政治工作人员，而只会给事业带来不利。

　　在开头的时候，还在国内战争时期，谢尔皮林个人的命运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样子。在他的战斗道路上，曾出现过不易察觉的三岔路，当时凭着他曾受过初等军医教育和自一九一七年春天起就入党的党龄，很可能按照用命运的支配，更确切地说，是按照党的支配，在那些年代里不是当军官，而是当政治干部。

　　谢尔皮林在部队里服役了四分之一世纪，很难想象自己会担任什么别的工作，但他心里却认为，自己很懂得政委的工作，他认为，即使当时做一个政委，他也是能够胜任的。大概这一点在他和扎哈罗夫的亲近关系中，也是起过作用的。

　　扎哈罗夫不记得他们是否直接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但在一起服役的这段时期内，他深知自己和谢尔皮林之间不但是你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他也了解你的工作，不但是你象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他，而且他也这样信任你。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在个人经受绝大的痛苦时，公务又忙得无法摆脱，那么，他事后就会体会到，要是当时无所事事，就会更加痛苦。

　　起初，在开始的时候，一会儿这件事，一会儿又是那件事来打断你对刚逝世的那个人的思念，你似乎感到无法忍受。由于非常事件与日常事务之间的矛盾，即所发生的事件与尽管发生了非常事件、但还必须处理的日常事务之间的矛盾，你的头脑和心脏似乎要炸裂了。直到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才会明白，事情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务，你发布的一道道命令，你整出的一份份文件，以及你和人们谈论的与这事完全无关的一些事情，才帮助你克服了在最初的时候所感到的痛苦。

　　而扎哈罗夫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因为战斗还在进行，部队要继续执行任务：尽量对龟缩在明斯克以东地区的上万名德国人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分散并加速冲出包围圈。

　　这一整天直到深夜，扎哈罗夫花了不少精力，要下命令，发指示，找人，打电话，拟密码电报，写报告，回答上面的查询，答复下面的问题，跟政治副军长和政治副师长谈话，还要和带来了德国人的新文件的七处工作人员谈话。

　　扎哈罗夫在别的日子里也得做这些事，但今天做起来感到格外吃力；因为除了那些不管谢尔皮林是活着还是死了总是要做的事情外，现在又增加了一些与谢尔皮林去世有关的事情。

　　不但要口头，而且还要用书面，把发生的事情向方面军报告。方面军要求这样做，同样，最高统帅部也要求方面军这样做，因为在这次战役即将胜利的紧张时刻，集团军司令的牺牲是个非常事件。

　　在外科主任的鉴定送上去以前，要先看一下，要把他和集团军卫生部主任找来，给他们指示，告诉他们把谢尔皮林的遗体送往哪儿和怎样护送。还要谈一谈已经在后勤部做的棺材的问题以及为谢尔皮林建立临时纪念碑的问题，不管把他葬在哪儿，临时纪念碑要马上建立，还要商量一下和安葬地点有关的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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