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147)_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一四七

　　但是当他们走近飞机时，发觉它不能飞了。飞行员报告说，德国人从地面向他扫射，打伤了他的脚，皮靴里满是血。他报告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好象犯了过错似的。

　　这就是以后告诉塔尼雅说谢尔皮林是被伏兵打死的那个飞行员。谁知道，可能是有人听到了扎哈罗夫说“您让司令中了子弹”这句话而误传的。

　　扎哈罗夫已经决定乘吉普车走了，他喊司机把车子开过来。但这时，另一架“Y—2”飞机的飞行员奔来了。在地图上寻找卫生营的驻地花了一分钟时间，飞行员说保证能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设法降落。扎哈罗夫钻进了机舱。飞机起飞了，它打了个弯，就往东北方向，往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飞去。

　　飞机在树林上空两百公尺的高度飞行。从上面看下去，一切都是老样子，扎哈罗夫今天去师部和回来时已看够了。透过白桦树和枞树的树顶，到处可以看到德国人撤退和被击溃的痕迹，看到那些被打坏的、东倒西歪的汽车，被丢弃的大炮、迫击炮、军事装备、弹药林和没来得及收起来就扔在树林里的帐篷—一这是仓促撤走后丢下的宿营地……当飞机在树林上空飞过时，这些东西东一堆西一堆地到处可以看到。早晨飞过时看到了，现在也看到了。一切都是老样子，但现在看到这一切时，和早晨的心情完全不同——他感到郁郁寡欢，仿佛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当然是荒唐的，怎么会没有意思呢？不管谁受伤，甚至牺牲，都不可能改变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改变由于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在集团军中存在的、并且还要继续存在的那种心情。然而，尽管如此，扎哈罗夫现在飞过这些地方时，对这一切却连看也不愿看了。

　　飞机在树林上空摇晃得很厉害，有一次几乎撞到白桦树顶上去。扎哈罗夫不知为什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谢尔皮林和李沃夫，想起了在发动进攻之前李沃夫事实上处想要把他和谢尔皮林分开。李沃夫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没有能把他们分开。而现在战争却使他们分开了……既然是受了重伤，那么就不能再指挥集团军了。他马上又想到了更糟的事：万一来不及见着谢尔皮林，那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撇开了这个念头，竭力把这种想法从脑海里挤出去，仿佛这种想法本身就会危丛谢尔及林的生命似的。他迫使自己去想其他的事情。

　　今天一整天，战事进行得再顺利不过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然而，这事仍如果发生在别的日子里，难道就不是灾难了吗？灾难说来就来，它是不选择日子的。说今天是顺利的日子，并不是由于这一天过得轻松。相反，这一天是很艰苦的。－清早，根德国人疯狂反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他们被我们紧紧地咬住了，陷入了重围。

　　“友邻部队恰恰在今天比较顺利地向前推进了。而我们则把敌人紧紧拖住，使他们越陷越深，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鱼儿全部都在网里面了。”

　　扎哈罗夫在飞往师部以前，曾经和谢尔皮林在米罗诺夫军部谈到过这一点。谢尔皮林估计，在这个网兜里，可能有敌人的两个军的军部，甚至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根据德国人反扑的情况——一部分突然投降了，而另一部分则顽抗到底——可以感觉到，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一部分人紧紧地向这个核心靠拢，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离开了它，感到没有希望了，便举手投降。仅仅几小时以前，谢尔皮林还说：“我感到，他们在里面乱作一团了。”

　　根据最新战报，现在已经知道，几个友邻方面军不但已经合拢，而且已在明斯克作战了。这一点他也和谢尔皮林谈起过，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甚至约好：为了庆祝这件事，在夜里喝一杯……谢尔皮林最近几天来一反常态，甚至晚上也满酒不沾。莫吉廖夫解放后，他说：“现在要到明斯克再喝了。明斯克没有解放以前不喝。”他还解释说，好象喝了半杯会睡得好一点，但是在非常疲劳的情况下，这是自欺之谈。

　　扎哈罗夫突然想到，在动手术以前有时会给伤员喝些酒精或伏特加。有些外科医生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相反，有益处。他们集团军的外科主任也有这种看法。

　　扎哈罗夫想到为谢尔皮林动手术一事——这手术可能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就记起了这位集团军外科主任，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位医生尽管有很多好的品质，但由于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扎哈罗夫曾几次象骂小孩一样骂过他。现在扎哈罗夫却对他怀着盲目的信任。扎哈罗夫自己准备为拯救谢尔皮林的生命而作出一切努力。但他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现在他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相信另外一个人能做到他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但愿他尽快赶到！”扎哈罗夫这样想着，仿佛谢尔皮林的生命就决定于集团军外科主任什么时候到达似的。

　　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他们来到了一块小空地上空。在这块小空地上没人其他飞机—一就是说，外科主任还没有来一飞机斜着向下，就飞在树顶上面一点儿，好象飞机轮子已经碰到了树枝似的。一会儿，飞机已在草地上滑行了，接着就在离场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原来，这块空地并不象在飞机上看到的那样短。

　　扎哈罗夫刚钻出机舱，一辆小卡车便从林边驶过来了，车上有一位大尉军医，站在卡车的踏脚板上，手抓住开着的车门。

　　“喂……怎么样？！”扎哈罗夫在还未关闭的马达的隆隆声中大声问。

　　“我不知道……军事委员同志！”军医一面从踏脚板上跳下来，一面回答说。“只叫我和小卡车等在这里，外科主任来了，就把他送到手术室去。”

　　扎哈罗夫和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他一只脚踏在踏脚板上，一只手轻轻地拉住车门，就这样穿过了树林。

　　卫生营设在林区的一个村庄里。在农舍旁边，搭着两个大帐篷。

　　扎哈罗夫第一个看到的是古特科夫。他坐在作手术室用的帐篷进口处旁边的树墩上，扎哈罗夫从车上跳下来时，他站起来迎了上去，他那已包扎好、用绷带吊着的左手按在胸口上。他的眼睛呆滞无神。扎哈罗夫看到这双眼睛，不等他费力地张开嘴唇、用勉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他死了”，就已经明白：谢尔皮林已不在人世。

　　在帐篷附近，除古特科夫外，没有别人。远处停着一辆装甲运输车，车子旁边是谢尔皮林的几个自动枪手。没有人等候扎哈罗

　　夫，也没有人迎接他。大家在等候外科主任，虽然现在已没有必要等他了。扎哈罗夫走进帐篷，穿过手术预备室，那里有个人在呻吟。他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才碰见卫生营营长。

　　手术室里有两张手术台：左边一张空着，右边一张盖着罩单。在空着的那张手术台旁边，一个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工作帽的军医坐在方凳上，侧身靠在空手术台上，他不时用钢笔在墨水瓶里蘸墨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辛佐夫坐在另一张盖着白罩单的手术台旁边，他一看到扎哈罗夫就站了起来。

　　“军事委员同志……”卫生营营长准备向扎哈罗夫报告，但扎哈罗夫阻止了他：“什么时候？”

　　卫生营营长没来得及回答。坐在方凳上写字的外科医生站了起来，走到扎哈罗夫面前说：司令在十五点二十四分被送上手术台时，已出现了临床死亡的全部症状。经过检查后，在十五点三十一分验证：由于弹片打断了主动脉，大约在十五分钟以前，已在受伤地点到卫生营的路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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