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70)

七〇

　　几年以前，我们在横滨附近的一家实验室召开了一次例行的公司国际科学会议。来自英国的职员提出了数字化磁带录像的想法。六个月以后，在下一次会议上，该实验室的索尼工程师就拿出了根据英国人的想法做成的样机。我们的外国同事们感到十分惊讶。一位英国职员说：“对这个想法我们本来可以等上十年再动手的。这样的事在英国不可能发生。”木口指出，即使在贝尔实验室里，如果他们有一个新的想法，他们也总是先在计算机上试一下。但是在这里，如果一个想法听起来觉得合理，那么一个研究人员通常情况下总是会说：“做一个看看它怎样工作吧。”

　　帮助全世界人民生存下去的技术并不都是掌握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中。但是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开发这种技术。我们已经在石油危机中证实了这一点。多年来，对于石油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我在脑海里可以想像出一条虚拟的由运油船组成的输油管道，它们在两个方向上艏艉相连，从日本延伸到波斯湾。名古屋造船厂建造用于百万吨超级油轮的干船坞时我乘坐直升飞机去过那里。在长崎港建造了另一个百万吨级的干船坞，有人预计，照这样干下去，在我们这一代人油井就会被抽干。但是在建造出超大型油轮这个庞然大物之前，石油禁运开始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结果却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学会了节约，我们度过了危机，保持了繁荣，学会了在消耗更少的石油的情况继续发展。

　　原子弹曾经在日本的两个城市里一瞬间就毁灭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日本人民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能源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厌恶和惧怕感，尽管如此，我们26%的电力是利用核燃料产生的，这个比例比法国少得多，但是比美国还要多一些。我们有三条国家无核原则：国家不制造、不保留也不引进核武器。我们自己的核动力演示船在商业营运上失败了，正准备停止服务。来访的美国核动力战舰曾经引起了街头的骚乱。今天仍然有抗议行动，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也很少出现暴力。即使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是有好处的。在建新的核电站时，还是有人抗议，但最终电站还是建起来了，因为人们懂得电力对于我们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出席了1985年日本的摇滚乐义演大会，它是为了呼吁对非洲饥民的援助。不仅仅是在非洲，地球上很多其它地方的人民也在挨饿。我知道可以利用技术使每个人都吃饱。1985年的科学博览会上，主要的展品中有一棵蕃茄树，上面结了两万个蕃茄。这棵树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只用了少量的加了营养液的水，这种营养液在一种叫作“黑波尼卡”的闭路系统中保持循环。

　　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人只吃蕃茄就行了，但是这个展品和我知道的很多其它东西证明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用心去做，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如果我们找到了如何解决世界温饱问题的办法，我们也许最终会遇到人口和空间的问题，而它们可能又会引起新的食物问题。但是我很乐观，相信技术将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有人说现在是后工业社会，还有人预言，我们不能再对技术革新抱任何希望，我们必须过更加节俭的生活，少一些奢侈和豪华。我不相信这种观点。我的预言是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能量、更少的老式材料、更少的资源和更多的废物利用继续享受生活，比以往拥有更多的幸福、高产型生活的必需品。世界上有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必须学会“不得暴殄天物”的意义和精神，更加节约。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我们都必须逐步学会如何更加巧妙、有效、经济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必须更加充分地利用废旧物质。膨胀的人口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人口都必须吃饭、穿衣和受教育。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就会持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追求不同的品味和爱好，开发出自己的生存技术。

　　美国和欧洲的钢铁制造商、计算机生产厂家和汽车制造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说他们无法与外国的技术竞争，而且他们采取的措施总是裁员。我已经解释过日本的公司怎样努力避免让工人走，他们力图利用这些人使公司恢复元气。当电子模拟技术开始让位与数字技术时，我们没有裁减模拟技术的工程师，而是在报上登广告，招聘数字技术工程师。我们的模拟技术工程师满怀热情地学习新领域的技术。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这样做。在日本，学习新技术是一种生活方式，将来其他国家的人也必须这样做。人们不可能也不希望总是死守着过去。

　　第三十一章

　　现代日本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出现暴风骤雨，今天美国与欧共体在对日贸易上陷入了周期性的麻烦，这并不奇怪。我想我们应该认识到，同时也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糟糕到政治化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坐下来理智地交谈。但是这种情况就像慢性病，我们必须找出治疗的方法。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两个国家，他们的贸易额大于八百亿美元，它们的产业和服务业加在一起要占世界的30%，因为贸易的规模和多样化，所以它们注定会有一些麻烦，通常，指责别人比反省自己更加容易，太平洋两岸都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对于造成两个大国之间无休止难题的麻烦经常有大不相同的看法。我们的体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双方都有传统的做法。有些问题与种族、文化、历史或者传统都不相关，而只是与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态度有关。

　　在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之前，他的一位顾问访问了日本，想为里根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谋求一些主意。他与日本的一些大人物交谈，在与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他把贸易问题与国防连接到一起，他认为日本应该建造自己的军舰，再把它们交付或者出租给美国海军。那位经济学家告诉他，这样做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日本宪法的第九条，我们放弃了战争，而且也被禁止保持战争的潜在能力或者出口这种东西。里根总统的朋友兼顾问说：“那好，可以修改宪法嘛。”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在日本或者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里却很难实现。实际上是美国人起草了我们的宪法，并希望在占领期结束以后再由日本人写出自己的宪法，但是现行的宪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谈论修改宪法的言论都会遭到人们的怀疑，好像任何修改都会自动地重返军国主义的黑暗岁月。我想这是日本政治家们的短视行为，他们应该有勇气对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修改。反正这部宪法也不是日本人写的。

　　美国和欧洲人好像认为他们对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应该如何运行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特别是在生意场上，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发明了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永远都不应该改变。他们相信，至今为止的体系对于他们来说一直很有利，所以不需要加以改变。还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仍然把日本人视为新手，作为新手他们就应该向学校交纳学费。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仅仅是在同一所学校里，而且我们已经加入到教师的行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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