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67)_威廉·史泰隆

六七

　　让她对我说出这一切并不容易。她咬着唇，紧张地摸索她血色尽失的脸颊；在她创造了她父亲正直而高尚的完美形象后，要揭穿这个谎言尤其困难：一个为面临的恐惧而困恼的社会主义者，她的父亲，在她的描述中却是个冒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自由论者。她以悲痛的声音对我说出这个事实。她明白此刻她不得不承认，以往对她父亲的说词只是谎言时，她所说的其他事情可信度也大打折扣。然而这个可悲的谎言只是脆弱的防御，是她所在乎的人——例如我——及她内心的愧疚之间一条易碎的防卫线。她问我，现在我已知道事实，也了解她说谎的必要，是不是会原谅她？我抚着她的手背，对她说我当然会。

　　她继续说，除非我知道有关她父亲的真相，否则我就无法明了鲁道夫·霍斯这回事。她坚持先前她并没有完全对我说谎，尤其是她童年时悠闲的生活。克瑞科的老家在战争前是个温暖而安全的住所。她母亲是个心胸宽广而慈爱的妇人，若是她能把对音乐的热爱转达到她的独生女身上，苏菲会更珍爱和她共处的回忆。只要想象在二〇年代及三〇年代西方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学术家庭安宁的生活——惯例的午茶和晚上的音乐会，夏天时到乡间郊游，和学生共餐，寒假时到意大利旅游，休假年度到萨尔斯堡小住——便会明了那些日子苏菲生活的本质、文明气息，以及平静快乐的特质。然而，一朵徘徊不去的乌云却笼罩在这种生活上，使得苏菲在童年和年少时期都感受到一种压力。那就是她父亲的存在，他暴君似的控制整个家及苏菲，而且手段狡猾精明，使得苏菲直到成年之后，才了解到她无以言喻的憎恨她父亲。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深埋在心里的感觉——无论是压抑的敌视或强烈的爱——在其一生中很少会在一剎那间突然意识到；就像身体遭到什么大变动似的，令人难忘。苏菲说她绝不会忘记她对她父亲的恨炽热显示的那一刻，她说不出话，以为她会昏死过去……

　　他是个身高体健的人，通常穿着大礼服、硬领衬衫，打绸质领带。很古板的服饰，但在当时的波兰并不怪异。他有一张标准波兰人的脸：高阔的颊骨、蓝眼、丰满的唇、高挺而宽的鼻、招风耳。他蓄着腮须，头发齐梳向后，总是戴着帽子。两个银质的假牙使他英俊的容貌微有瑕疵，但只有当他张大嘴巴时才看得见。

　　他的同事认为他是个喜好打扮的人，但他的学术声誉使他免于受到讥嘲。尽管他见解极端——右翼派教职员中的超级保守主义者——仍然受到同侪的尊敬。他不仅是法律教授，偶尔还是个执业律师，专长于国际专利法——主要是德国和东欧国家之间的交流——而这项副业的收入，更使他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事。他酷好莫色耳葡萄酒和乌曼雪茄。他也是个天主教徒，虽然并不狂热。

　　苏菲先前告诉我，有关他年轻时的事及他的教育都是真的。苏菲经常听他说，除了透过德国之外，落后而又饱受欺凌的波兰，如何寻得救助及优雅的文化？对于波兰这样一个结构散漫的国家，还有什么国家主义比讲求实际却令人悸动的纳粹国家主义更适合？卑尔根斯基教授既不是个自由论者，也不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国家民主党的创始者之一；这个政党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反闪人主义。

　　一九二〇年代各大学攻击犹太学生蔚为风尚。教授当时三十多岁，是温和派中前途看好的年轻党员。他在一份领导性的华沙政治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悲叹这些攻击的文章，使得苏菲在多年之后不禁想着，他是否不曾感受过急进乌托邦的人道主义。她曾说他父亲为毕苏斯基在二〇年代末期，把极权主义统治带到波兰而痛恨这位将军，她说错了。她后来知道，她父亲的确痛恨毕苏斯基，但主要是为了他以独裁的方式，一再颁发保护犹太人的勅令。一九三五年毕苏斯基一死，保护犹太人的法律便松散了，波兰的犹太人再次陷于恐慌。

　　教授又一次——至少是初期——提及温和手段，他加入了具有法西斯精神的国家急进党，在波兰各大学学生间开始居于指挥地位，再度提出不该对犹太人拳打脚踢，不仅是在校园里，在街道上亦然。不过他所以反对使用暴力并非基于意识，而是基于邪恶的计算；在他的著作中，他坚持长久以来的观念：他开始有条不紊地以哲学化的立场来解释，必须排除在各行业中的犹太人，而就由学术界开始。

　　他大肆讨论这个问题，寄了无数的论述给波兰及德国各文化中心——如波昂、慕尼黑、曼汉、德列斯登等地——的著名政治法律刊物。他的主题之一是“多余的犹太人”，写到“人口迁徙”和“放逐”的方式。他是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侦测犹太人定居的可能性的要员之一。（她还记得他带了个非洲面具回来——晒得一团黑。）虽然他仍不赞成暴力，却已开始动摇，而他坚持要立刻得到这个问题的实际答案，也愈来愈心切。他的态度逐渐变得狂热，他成为种族歧视行动的领导者，并且是孤立犹太学生必须在“犹太椅”上课的提倡者之一。

　　他对于经济危机有尖锐的分析，在华沙发表煽动群众的演说，他怒吼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来自各处泛滥城市的犹太人，有什么权利和诚实的波兰人竞争工作机会？一九三八年末，他的情绪达到最激烈的地步，着手写他的巨构，也就是先前提及的宣传小册，第一次谨慎地提出了“全数废除”的想法。语意不明，小心翼翼——但确实写了出来。废除。不是野餐之举。全数废除。此时，苏菲常听写她父亲的口述，和奴隶一样谦卑，为他做各种秘书性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天，她费了整整一个礼拜为他打好这一份“波兰的犹太人问题：纳粹主义有解答吗？”的手稿，对她父亲的决心才有所领悟。

　　苏菲述及这些往事时，我虽一再追问，却无法完全获知她童年及少女时期的生活，只是对某些事有格外深刻的了解，例如，她对她父亲的卑屈是百分之百的，如同赤道雨林区的匹克米族文化一样，为人子女者也要完全的效忠。她告诉我，她从不对这种忠诚质疑，自小到大她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波兰的天主教义要求一个父亲理应受到尊敬。她每天要说“是的，爸爸。”和“不，谢谢你，爸爸。”她和她母亲都必须遵守这种义务的服从。她承认，或许她有被虐狂也不一定。毕竟，即使是在她最悲伤的回忆中，她也常告诉自己，父亲对她们母女并不真的残酷；尽管他威严高傲，仍然有幽默的时候。为了维持快乐，一个家里的暴君不可能毫不讲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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