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62)_威廉·史泰隆

六二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发生一件有功于我记忆的急事，在我翻阅过父亲写给我的几封信筏，我便想起了在苏菲踏上奥希维兹火车站月台的同一天下午，北卡罗莱纳州正是一个怡人的春天早晨，我正在那里狼吞虎咽的吃着香蕉。我所以猛吃香蕉吃得快呕吐的缘故，是因为下一个小时我要接受加入陆战队的体检。十七岁的我身高虽已超过六呎，体重却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我得再多个三磅才能达到最低的体重标准。我的肚子像挨饿的人一般肿胀，光着身子踏上磅秤，一个肤色黝黑的老士官瞪着我瘦削的竹竿身材，叫了一声“耶稣基督”（这也算是个愚人节的笑话），我以数盎斯之微过了关。

　　那一天我从没有听过奥希维兹，也不知道集中营、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甚至有关纳粹的一些详情。对我而言，这场世界大战的敌人是日本人，对于奥希维兹、屈陵卡、布根~贝尔森等代表痛苦的地名，我根本一无所知。但是大多数的美国人，事实上大多数未住在纳粹恐怖区域的人们，不也都是如此吗？对数百万个美国人而言，二次世界大战时邪恶的具体化并不是纳粹，而是那些聚集在太平洋丛林的日本军，他们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似乎更大，更别说对他们的黄皮肤及肮脏的习惯感到嫌恶。

　　但即使这种对东方敌人狭隘的憎恨也并非真实的，大多数的人也不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这使得史坦纳的沉思更具教育性。这种“两面时间”的连系是，当然——因为我们并不在那里——某个人在那里，这使我想起苏菲。苏菲，特别是苏菲和纳粹秘密警察首脑鲁道夫·法兰兹·霍斯的关系。

　　我曾多次提过苏菲对提及奥希维兹十分谨慎，对于她这段丑恶的过去，她维持着坚定的沉默。既然她自己（她曾对我表白过）成功地美化了她的心灵，以抵挡她被囚禁在深渊时的影像的侵入，就难怪纳森和我，除了她几乎因营养失调及多种疾病而濒于死亡的明显事实外，从来就不怎么清楚她在集中营里究竟发生过那些事情（尤其是最后几个月）。

　　因此看厌了本世纪永恒的暴行描写的读者们，在此便可免除再看杀戮、鞭笞、折磨、毒杀、犯人的医学实验、慢慢的凌迟、尖叫发狂及其他记载于历史文件上暴虐行为的详细描述。我对苏菲待在奥希维兹的看法是特殊化的，也许还有些扭曲，虽然的确是如此。就算她决定详详细细地对纳森或我，说出她在奥希维兹的那段悚然的二十个月，我可能仍不会清楚的一一写明，正如乔治·史坦纳所书，因为“那些不曾亲身经历的人，不会明了这些伤痛。”

　　然而我不能接受史坦纳的建议。认为“沉默”就是答案，认为“不要对无法说出的事物加上文学和社会学的债务”才是最好的。我也不同意“在某些事实中，艺术是不足取且不适宜”的看法。我在这种说法中找到了矛盾，特别是史坦纳自己就没有保持沉默。

　　而且，在广漠无垠的宇宙中，奥希维兹的邪恶，只有在我们不愿去看穿它时，它才会保持不可看穿；史坦纳自己也立刻又说次好的就是“去试和了解”。我想过试图去了解苏菲，很可能也会对奥希维兹有所了解。虽然她并不是犹太人，但她所受的苦和折磨，与幸存的犹太人一样多，甚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受到更多更甚的苦楚。

　　如果苏菲只是一个受害者，形单影只地飘泊到布鲁克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便只会使人同情。然而事实是，她在奥希维兹不仅是受害者而已，而且是个从犯，是大屠杀的共犯。每当她站在鲁道夫·霍斯那幢斜脊屋顶的房子里，望过窗外秋天的草地，就可以看见柏肯诺燃烧尸体的烟雾由烟囱冒出，直卷上晴空。

　　这是引起她愧疚的主要原因之一——她从不敢对纳森提及或暗示的愧疚，但也因而令他经常发火。因为她无法坦承她这一辈子曾经扮演罪犯同谋角色的事实。而这个又是个反闪人的恶毒角色——一个激烈、热切、绝对痛恨犹太人的角色。

　　＊＊＊

　　苏菲待在奥希维兹时，发生了两件重要事件，她从不曾对我说过，当然也不曾对纳森表白。第一件事——她到达集中营的当日——我已经提过，但直到我们最后相处的几个钟头时，她才对我说起。第二件事是同一年她和鲁道夫·霍斯短暂的关系，以及导致这种关系的背景；八月里一个下雨的午后，她在枫叶宫里对我叙述这一切。或者，我该说，一个下雨的午后和一个夜晚。

　　虽然她详尽而谨慎地对我说明她和霍斯的插曲，使我恍如历历在目，但是这段回忆和情绪的疲乏，使她最后掩面痛哭，以至我只有稍后再将其余的接续。在霍斯毫无欢乐可言的阁楼里遭逢的那一天，那是十月三日，这一天也是苏菲难忘的一天，因为这是她和卡西岷·撒威妥思卡的结婚纪念日。

　　我自问，当苏菲当日所见到的那些来自雅典和希腊诸岛的两千一百名犹太人被害而烧成灰烬——像半透明的帘幕般撒落，套用苏菲的话：“像沙子一样飘落在嘴唇上。”——像浓雾般遮蔽了宁静的田园时，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丁哥正在做些什么事呢？答案非常简单。我正在写一封祝贺生日的信——这封信被我父亲珍爱的收藏了起来。当时我才十八岁。

　　苏菲对我指出，这两千一百名希腊犹太人被瓦斯毒杀并烧成灰烬，并没有在奥希维兹的大屠杀行动中保持多久记录；第二年匈牙利犹太人的杀戮，遇害的人数远多于此。照例，霍斯必须以军用航空快信标明“高度机密”向纳粹武装亲卫队长官希姆勒报告几乎是每天发生的事（有时一日数起）。那些被火车运送到此地的犹太人被分为两类：合适的人，身体够健康，可先参加劳动者；不适合的人，立刻就被要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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