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53)_威廉·史泰隆

五三

　　我茫然地张开眼睛，几乎感觉得到他一脸笑容的热切。“二十二岁！”他叫道：“可是我的上帝！你写得真好！你当然看过这些作家的作品，不然你不可能写出一本书。但你将它们吸收了，小子，将它们吸收融化，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格调。那是任何一个未成名作家所写的作品中，最叫人兴奋的一百页。再多写些给我看！”被他的热烈所感染的苏菲，紧抓着他的臂膀，像圣母玛丽亚般笑着凝视我，彷佛我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我笨拙地嗄声说出一段不连贯的话，心里的快乐是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曾感受过的。那一整晚他兴致勃勃地谈论我的作品，以最有力的鼓励烧得我全身温暖，我深知这些鼓励是我迫切需要的。对于这样一个慷慨宽宏的良师、朋友、救星、巫师，我怎么可能不敬爱而景仰呢？纳森实在是个极有魅力的人物。

　　七月的来临带来多变的天气——先是燥热的气候，接着转变为凉爽、湿润的日子，使得在公园散步的人穿上了毛衣和外套，最后许多个早上有雷雨欲来的趋势，但雨却从未落下。我以为我很可能会永远住在富勒布须区叶塔的粉红宫，至少在我完成小说前的几个月或几年。想要固守我高洁的誓言实在很难——我仍为我孤独的存在感到困恼：除此外，我觉得和苏菲、纳森为伍，是任何一位未成名作家所能得到的最为满足的日常状态。

　　在纳森热情的保证下，我发狂般的执笔而写，心中的安慰便是任何时候我工作得筋疲力尽，都可以找到苏菲和纳森，单独一人或是两个人，随时在我的附近与我分享信任、忧虑、笑话、记忆、莫扎特、三明治、咖啡和啤酒。我不再感到孤寂，创作的泉源又如潮汹涌，再没有比这段日子更加快乐的了……

　　我感到非常的快乐，直到他们发生了一连串事情影响了我的安宁，使我了解到苏菲和纳森彼此之间有多么不和，苏菲的预感和惊恐是多么真切，而她对我说出的那些冲突的暗示也丝毫不假。接着又有一个更不祥的揭示。我搬到粉红宫一个多月后，开始目睹纳森潜在的暴怒及混乱，像有毒的分泌物般流泄出来。我也逐渐明了将他们辗成碎片的骚乱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纳森天性黑暗而痛苦的一面，另一个来源是苏菲难以释怀的过去，拖着一缕可怕的青烟——就像从奥希维兹的烟囱冒出来的——包含着伤痛、混乱、自欺，以及最明显的愧疚……

　　一天傍晚六点左右，我坐在枫叶宫的老位子，一边喝啤酒，一边阅读纽约邮报。我正在等着苏菲——她下班后直接到这里来——和纳森；那天早上喝咖啡时，他告诉我最近实验室的工作十分忙碌，因此他要到七点左右才能加入我们。我坐在那里，觉得正式而拘礼，因为我穿着干净的衬衫，系着领带，并套上打皮尔旁街的冒险失败归来后还不曾穿过的西装。我在翻领下看到蕾思留下的一抹唇膏印时，多少有些恐慌，但我设法用口水将这抹唇印拭去，或者该说擦到我父亲看了也不会注意的地步。

　　我所以穿得这么中规中矩，是为了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去接我父亲；他从维琴尼亚搭乘火车，将在稍晚些的时刻抵达。大约一个礼拜前我接到他的信，说他打算到纽约来看看我。他的动机是甜蜜而且毫不复杂的：他说他想念我，由于他已有很久没看到我（我算算约莫九个多月），他想要面对面、眼对眼地确认我们相互的爱及亲情。时值七月，正是他休假的时候。他的措词包含着南方的坚决，老式得几乎像古文一般，却深深地温暖了我的心。

　　此外，我明白父亲决定造访他所憎恶的这座城市，必定有相当的情感作为后盾。他对纽约的那种南方憎恶并不是根深蒂固、唯我独尊的，像我一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同学的父亲：这位乡下老头拒绝造访纽约是基于一个类似电影情节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中，他坐在时代广场的咖啡店里喝咖啡时，发现一个身材高大，气味难闻的黑人坐在他旁边对他咧齿而笑，他情不自禁拿起一瓶蕃茄酱照着他的脑门砸了过去，结果他被判在星星监狱关上五年。

　　我父亲对这个城市并没有这般疯狂的责难，也没有这种无稽的想象——他是个绅士，也是个崇尚民主的自由论者。他所以厌恶纽约，是为了这个城市一如他所谓的“野蛮”、缺乏礼仪、公众的态度完全没有教养。交通警察又吼又叫地指挥，汽车喇叭乱鸣的侮辱和曼哈坦区夹杂外语的吵嚷，折磨他的神经，使他的十二指肠发酸，瓦解了他的镇定和意志。我非常想看看他，并为他愿意忍受这个大城市卤莽、拥挤的人群和喧哗，搭那么久的车北上，只为了看他的儿子，心里十分感动。

　　我有点急躁地等待苏菲。这时我的目光被某件东西给吸引了。当晚的邮报第三版上刊了一篇报导，还有一张极清楚的照片，关于密西西比州一位声名狼藉的种族迫害者和群众煽动家参议员提奥图·吉默·毕尔包。这则报导指出，毕尔包——在战时及战后他的尊颜及发表的言论时常上报——他住进纽奥良的须仁医院接受口腔癌的治疗手术，报上写着他的癌症已进入末期。由那张照片看来，他的形容极其枯槁。

　　这实在是个极大的嘲讽，他发表谈话时常直截了当而不加修饰，常用“黑仔”、“黑鬼”、“黑猩猩”，而引起正义人士所憎恶，他却在嘴巴里长了个恶性瘤。这个出身松林的暴君曾说纽约市长是个“呆哥”，（译注：美国人称呼南欧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的轻蔑语。）又在提及一位犹太籍的众议员时称之为“亲爱的开克”，现在却患了很快就会使他的下颚、舌头完全瘫痪的癌症——实在是太讽刺了。我看过那篇报导后，舒了一大口气，想到那个老恶魔不久于人世觉得非常高兴。

　　当我默想毕尔包的命运，却又油然升起另一种情感；我想大概可以称之为难过吧——也许只是有一点而已，但确然是难过。这种死法可真差劲。这种癌症必定很可怕，那些蔓延的癌细胞如此接近脑部——扩及面颊、鼻窦、眼窝、下颚、整个口腔，然后是舌头。我不觉一阵悚然。想到毕尔包，想到南方，并再次思及鲍比·伟德，我突然感到消沉而心痛。多久了，上帝？我呆望着灰尘满布、纹风不动的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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