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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我也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我没有专长。”她平静了下来。“很久以来,我开始接受一项训练,可是却没有完成。我是个,你知道,很不完整的人。我本来希望当一个老师,教授音乐,成为一个音乐老师——可是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成为这间诊所的接待员。那并不太坏——虽然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到更好的事做。”

  “我为我说的话抱歉。”

  她凝视着他,为他显然因自己的愚钝深觉不安而感动。在她的记忆中,她从未遇过任何人使她即刻如此倾心。纳森的热情、活力和富于变化十分吸引人——他能沉着却坚定的支配人,他幽默地叙述医药和烹饪只不过是关切她的健康最微弱的掩饰。最后这种难堪的自责,使她联想到一个小男孩,有一会儿她希望他再次碰触她,但这种感觉旋即消逝。他们一时都默然无语。一辆车子疾驰而过,窗外飘起了细雨,远处的教堂晚钟敲了九下,划破布鲁克林区仲夏之夜的寂静。远远的,雷声地在曼哈坦上空响起。天色变得漆黑,苏菲打开唯一的一盏台灯。

  也许只因为天使般的美酒,抑或是纳森的静默,苏菲制止不了说话的渴望。当她说话时,她觉得她的英语竟不知不觉地流畅了许多。“我的过去被毁坏无遗。什么也没有留下。这也是我所以感到很不完整的原因之一。这房间里你所见到的每件东西都是美国的,新的——书,我的衣服,每件东西——没有任何一样是从波兰拿来,是我年少时就拥有的。我甚至连一张那时候的照片也没有。失去我曾经拥有的那本相册我非常难过。要是我还保有它,我就可以让你看许多有趣的事物——看看克瑞科在战争前的光景。我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但也是个很有才华的摄影师——一个业余者,可是很优秀,你知道,很敏感。他有一个很昂贵的莱卡照相机。我还记得相册里有一张我母亲和我坐在钢琴前的照片,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失去它使我感到很遗憾。那时候我大概十三岁。我们连手弹一支乐曲。我们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母亲和我。现在,那张照片的回忆就是我的一个象征,一个过去以及本来将会是什么情景,而现在却化成云烟的象征。”

  她停下来,心里为她流畅而有所变化的英语十分得意。她注视纳森,后者略前倾着身,完全为她突然的吐露所吸引了。“你一定要明白,我并不是自怜。有许多事情远比无法完成一项事业,不能成为原先计划自己成为的人还要糟糕的。如果我所损失的就只有这个,我会非常的满足。能够依照我的志向成就一番音乐上的事业必定是很好的。可是那已经不可能了。距我上一回看乐谱,已经有七、八年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看得懂乐谱。总之,因此我再也无法选择我的工作,只能像目前这样。”

  过了一会儿后,他直率地问她:“你不是个犹太人吧?”

  “不是。”她回答:“你原以为我是吗?”

  “起初我猜我只是假定。布鲁克林并没有很多金发的异教女子。在出租车上我仔细看过你后,我想你大概是丹麦人,或者是芬兰人,东斯堪地那维亚人。不过,呃——你有斯拉夫族的颧骨。最后,根据推论,我料定你是波兰人。当你提到华沙的时候,我就肯定了。你是个很漂亮的波兰人,也许该说是波兰女士。”

  她望着他脸颊上温暖的红晕,不觉笑了。“过奖了,先生。”

  “然后,”他继续说:“便是一切可笑的矛盾,一个可爱的女孩,怎么会为一个叫布莱托的按摩师工作,你又是在那里学到意第绪语的?最后——去他的,你大概又要骂我多管闲事了,可是我关心你的情形,你不明白吗,我必须知道这些事情!——最后,你手臂上的那些数字是怎么来的?我知道,你不想谈。我也不愿意追问,但我想你总得告诉我。”

  她把头又靠回粉红色的椅背上。也许,她认命地想着,有点绝望,如果她现在耐心而明白地对他说明这一部份的痕迹,她便可以完全痊愈了,假如她够运气,也能回避更进一步对更忧郁、更复杂的询问,这些事情是她无法向任何人描述的。或许她这么难以理解、故作神秘实在是荒谬而无礼的,毕竟,这件事差不多已经成为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了。

  虽然那是很奇怪的事:在美国的人们尽管有各种印刷文字、照片、新闻影片,对于这一切的所知却只是空洞而肤浅。布清渥德、贝尔森、达丘、奥希维兹——都是愚蠢的标语。这种对于真相的无能了解,是她不对他人提及这件事的另一原因,此外,它总是引起她剧烈的伤痛。她知道她所要说的事会使她痛苦难当——就像撕开已经快痊愈的伤,或是试图以不完全复元的断腿行走;然而,纳森说过他只是想帮助她:她明白事实上她的确需要帮助——非常迫切的——因此她至少该对他说出最近这段历史的轮廓。

  所以过了一会儿后,她开始以单调的声音对他诉说这件事。“一九四三年四月,我被送到波兰南方一处叫奥希维兹-柏肯诺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就在欧斯威辛镇附近。我原来住在华沙。自一九四〇年初我必须离开克瑞科后,我就住在那里,整整三年。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还有两年战争才告结束。我常想,要不是我犯了一个严重的mprise——抱歉,错误——那两年我会在华沙安全地度过。这是个很愚蠢的错误,我一想到就痛恨自己,我一直都很谨慎的,你知道。我一直很谨慎,因此,承认这一点使我感到羞愧。

  我是说,在犯下这个错误之前我是很顺利的。我不是犹太人,我不住在犹太区,所以我不会为这个原因被捕。而且,我并未为地下组织工作。Franchement(坦白说),我认为那太危险了;很可能被牵涉到某种情况——我不想谈这个。总之,由于我并不为地下组织工作,我也不担心会因这个缘由被捕。我被捕的原因在你听来或许十分荒谬。我是因为从住在华沙市郊的一位朋友那里把肉偷带到城里去而被捕的。他们严禁平民食用肉类,所有的肉都要供给德国军队,可是为了使我母亲康复,我冒险偷带肉,我母亲病得很厉害——你们怎么说的?——la consomption。”

  纳森说:“肺结核。”

  “是的。在克瑞科时她就感染过肺结核,后来治好了。到了华沙她却痼疾复发,你知道,那里冬天严寒,没法取暖,更糟的是几乎连吃的东西也没有,一切都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事实上,每个人都认为她大概快病死了。我并不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要是我能弄到一块肉,她的病势或许会有改善,所以一个礼拜天我到市郊的村庄去,买了一块被禁的火腿。然后我回到城里时被两个盖世太保拦住,他们搜到了这块火腿。他们将我逮捕,把我带到华沙的盖世太保监狱去。他们不允许我回去我的住处,所以我再也不曾见过我母亲。后来我获悉,我被捕后几个月她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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