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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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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军进驻克瑞科，我们害怕、惊慌，痛恨这种变卦，但是我们保持平静，只想着最好的结果。丁哥，最初情形并不太糟，因为我们相信德国人会对我们以礼相待。他们并没有像轰炸华萨那样的轰炸克瑞科，我们觉得受到特殊的待遇和保护。德军的品行良好，我记得我父亲说过，这证明了他久已相信的事实。那就是德军承袭古普鲁士的传统，有荣誉感和正直的信仰，因此他们绝不会伤害或凌辱平民。 而且当我们听到数千名士兵以德语交谈时，还感到格外安心，因为我们家也惯用德语。因此最初我们虽然惊慌，情况却并不很糟。我父亲听到华沙惨遭蹂躏的消息时十分痛心，但他说我们一定要继续过以前的生活。他说他对希特勒对知识分子的想法并不抱以幻想，可是维也纳、布拉格等地的许多大学教师仍被允许继续执教，他认为他和卡西岷也不会例外。然而周复一周的消逝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开始觉得克瑞科将会逃过一劫，安然无恙。” “十一月的某天早晨，我到圣玛丽教堂去望弥撒——你知道，就是那间有人吹号的教堂。在克瑞科时我常去望弥撒，德国人来了也没有改变，去祈祷战争结束。也许在你听来会觉得我的动机自私可笑，丁哥，因为我希望战争结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我就可以和卡西岷到维也纳去读书了。哦，当然祈祷还有数百万个其他原因，不过人都是自私的，我的家人很幸运地都没有受到战争的折磨，因此我只希望战争结束，让我们再回复旧日的生活。这天早上我在弥撒中祈祷时，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惊慌不已。 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只是突然间停止祷告，感觉吹袭教堂的风在我四周打转，潮湿而冰冷。然后我记起了使我惊慌的原因何在。因为我想到当天早上克瑞科区新上任的纳粹总督，召集大学的教职员在大学中庭集合，说是要发布占领期间教职员的新规则。那并没什么大不了。那只是个简单的集会。他们那天早上都在那里。我父亲和卡西岷前一天才听到这个指令，而且听起来合情合理，没有人进一步思索。但在这一剎那我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奔出教堂，跑到大街。” “哦，丁哥，我告诉你吧：我再也见不到我父亲和卡西岷了。我跑着，这段路并不远，当我到达大学时，中庭前方的大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那条街的交通封锁了，德国的大卡车停在街头，还有数以百计携带来复枪和机枪的德军。街心设了围栅，那些德国兵不让我过去。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渥那教授夫人，她丈夫在大学里教化学。她变得歇斯底里，哭喊着跌到我的双臂中，说：‘哦，他们全都走了，他们全被带走了！全部！’ 我不敢相信，我无法置信，但另一位教职员的妻子哭着走近我们身边说：‘是的，那是真的。他们都被带走了。我丈夫——莫凌教授也被带走了。’我开始渐渐相信了，我看着那些关得紧紧的卡车开向街尾，朝西驶去，这才接受了事实，放声哭泣。我跑回家去告诉我母亲，我们相拥而泣，哭成一团。我母亲说：‘乔莎，乔莎，他们到那儿去了？那些德国人把他们带到那里去了？’我说我不知道。直到一个月后我们才获悉，我父亲和卡西岷被送到薛辛霍森的集中营，在新年那天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们是波兰人，而且是教授，他们被谋害了。还有其他教师，总共大约是一百八十名，没有一个人回来。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就到华沙去——我必须找一份工作……” “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时，我在瑞典的难民中心。我常会回想我父亲和卡西岷被杀的时候，还有我所流过的泪，奇怪何以在种种境遇之后，我竟然哭不出来了。这是真的，丁哥，我已经麻木不仁。我没有任何感觉，似乎我体内已经没有可以倾泄的泪水。在瑞典那儿，我和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女人成为好友，她对我很好，特别是在我自杀未遂后。 我想我并没有很用力，用一片玻璃割手腕，血流得不多，但是这个犹太妇人开始对我友善，那年夏天我们谈了很多，她曾被送到我待过的那个集中营，失去了两个姊妹，我不明白她是如何逃过劫难的，许多犹太人在那里遇害，你知道，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可是她和我一样，是少数的幸存者。除了德语外，她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我开始跟着她学英文，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到美国来。 “她的信仰虔诚，这个女人，常常到那里的犹太教堂去祈祷。她告诉我她仍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还问我是不是相信它——基督教的上帝——就如她相信她的上帝亚伯拉罕（译注：希伯来族的始祖）的上帝。她说她的遭遇使她对它的信仰愈加坚定，尽管她知道现在有许多犹太人觉得上帝已经远离了世界。我对她说是的，我曾经信仰基督和圣母，但过了这些年后，现在我也和那些认为上帝已永远离去的犹太人一样。 我说基督已经离弃我了，因此我不能再向它祈祷，像以前在克瑞科时那样。我不能再向它祷告，我也哭不出来。她问我怎么知道基督已经离弃我了，我说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一个没有怜悯，也不再照拂我的上帝，才会允许让我所爱的人被杀，让我在这样的罪愆中活着。他们的惨死已经够可怕了，但是这种罪愆尤其令我难以忍受。一个人可以受苦，但是所受的苦也有限度……” “也许你会认为这只是芝麻小事，丁哥，可是让一个人连一声告别、一句慰藉或了解的话也没有便死了，实在使人受不了。我曾经写过许多封信到薛辛霍森去给我父亲和卡西岷，这些信总是被注明‘查无此人’而退了回来。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有多爱他们，特别是卡西岷；并不是我爱他胜过爸爸，而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时吵了一架。我们几乎从不争吵，我们结婚三年多了，我想偶尔斗斗嘴也是无可厚非的。 总之，在那个可怕的日子来的前一晚，我们大吵了一场，我不记得究竟是为了什么吵，真的，我叫他‘斯帕达’——这句波兰话的意思是‘去死吧’——他冲出房门，那一晚我们没有同室而眠。此后我甚至没再看过他一次。这就是我难以忍受的原因，我们甚至没有和气的别离，一个吻，一个拥抱，什么也没有。哦，我知道卡西岷明白我还是很爱他，我也知道他爱我，然而不曾听我亲口说出，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他必然很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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