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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我想过我对音乐的喜爱,大概和我对生命本身的喜爱相若,真的。我们常参加音乐会。我还小的时候,每每在夜晚时睁着两眼躺在床上,听着我母亲在楼下弹钢琴——她会弹舒曼或肖邦,有时候是贝多芬或史卡拉第或巴哈,她的琴弹得非常好。我会清醒的躺在床上,倾听由楼下传上来的美妙乐曲,觉得又温暖又舒适又安全。我常认为没有人拥有比我更好的父母亲或更好的生活了。我会幻想着,有一天当我不再是个孩子,也许结了婚,成为和我母亲一样的音乐老师。我想着,这将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弹奏并教授美好的乐曲,嫁给和我父亲一样的好教授。”

  “我的双亲都不是克瑞科本地人,我母亲是洛次人,我父亲则来自卢布林。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在维也纳结识,我父亲在奥地利科学院读法律,我母亲则在那个城市研习音乐。他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我是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环境下长大的,我望弥撒,念的又是教会学校,不过我并不是说我是个非常信仰上帝的宗教狂,我父母亲也不是。他们的思想非常自由——甚至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投票给自由党或民主党。我父亲痛恨毕苏斯基,(译注:波兰将军及政治家,1918~22任波兰总统,1926~28及1930时出任总理。)说他对波兰的危害比希特勒更甚。毕苏斯基死的那一晚,他痛饮庆祝。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我父亲,虽然他常说这是波兰的光明时代,我知道他心里忧郁而担心。

  我曾听他对我母亲说——那必定是一九三二年左右——他沉重地说:‘这不可能延续太久。一定还会有战争。命运不允许波兰人享有很久的快乐。’我还记得,这几句话他是用德语说的。在家里我们常用德语交谈。在学校里我学会说流利的法语,但是我讲德语更能驾轻就熟。你知道,那是维也纳的影响。我的父母亲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期,而且我父亲是个教授,德语是当时许多学者所用的语言。我母亲很会烧维也纳食物。哦,她的手艺真是好!我还记得有种叫做梅特妮布丁的点心,里面有很多核桃、奶油和柑橘皮,非常可口。”

  “我知道老是听我说我父母亲有多么的好,你大概会感到很厌烦。纳森——你知道,他现在很好,很平静,他是在好心情的——周期,是这么说的吧?可是当他心情很坏的时候,就像你第一次看到他时那样——当他发脾气时,他就会骂我是只反犹太的波兰猪。哦,他的语言,他还用英语骂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话!但大部份都是:‘你这只肮脏的波兰猪,你在宰杀我,像你们那些肮脏的猪猡总是杀害犹太人那样的宰杀我!’我想要和他说理,可是他不肯听,他发怒时就是这么不可理喻,在这种时候,告诉他有许多波兰人像我父亲一样好是没有用的。

  爸爸在卢布林出世时,那里还是俄国人的领地,许多犹太人因为那些对抗他们的措施而受苦。有一次我母亲告诉我——因为我父亲绝不会谈这种事情——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和他那个牧师兄弟冒着生命,让三个犹太家庭躲在他家里,避开哥萨克士兵。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纳森发脾气时对他说这些,他只会对我更大声的吼着,骂我是肮脏的波兰说谎猪。哦,那时候我总得让着他,不要理他,掉头想些别的事情,等着他气消,他又会对我温柔了。”

  “我第一次听到我父亲说:‘马森莫德’:大概是十年前,也就是战前一、两年。那时报纸披露过,德国纳粹对犹太集会和犹太商店的可怕指示。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说到卢布林的事,还有他所见到的一些措施,然后他说:‘祸害先起自东方,现在又来自西方。这一次将会是马森莫德。’那时我并不完全明白他所说的话意味什么,大概因为克瑞科里虽然也有条犹太街,但那里的犹太人却比别处要少。

  再说,我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也不以为他们会被迫害或凌辱。我想我是很无知的,丁哥。那时候我已经嫁给了卡西岷——你知道,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我想我的心态仍是个小女孩,认为这种美好的生活舒道、安全,将会永远持续。妈妈、爸爸、卡西岷和乔莎(乔莎是苏菲的昵称)——都快活的住在一幢大房子里,丰衣足食,看书写字,倾听巴哈的乐曲——哦,永远。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那么蠢。

  卡西岷是个数学讲师,我们是在我父母亲为大学里的年轻教师举办的宴会上认识的。卡西岷和我结婚的时候,我们曾计划像我父母亲那样到维也纳去。就像他们在那里念书的方式差不多。卡西岷在奥地利学院攻读数学博士学位,我研习音乐。我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学琴,我要在曾经教过我母亲的名教授那里学习。但是那年德奥缔结同盟,德国进驻维也纳。情势开始紧张,我父亲说我们也将会参战。”

  “我们在克瑞科最后一年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仍然不敢相信那种合家共度的生活会有所改变。卡西岷很爱我,我非常幸福。他慷慨、温柔,又知识卓越——丁哥,你看,我只会被有学问的人吸引。我不能说我爱卡西岷胜过纳森——我爱纳森爱得心痛——也许爱是不能比较的。总之,我很爱卡西岷,受不了战事即将来临,卡西岷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军人。因此我们不去想它,仍然过着平常的生活;听音乐会、看书、到城里散步,在散步时,我开始学说俄语。

  卡西岷是布瑞斯里人,那个地方被俄国人统治了很久,因此他的俄语说得很地道,他尽心教导我。我父亲就不一样,他虽然也出生于俄国人统治的地方,却很痛恨俄国人,拒绝说他们的语言。不管怎样,在这段时间我避免去考虑这种生活即将终结。呃,我知道必定会有些改变的,但那是自然的改变,你知道,譬如搬出我父母的房子,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可是我认为这是战后的事情,如果有战争的话,战争也会迅速结束,德国人会战败,卡西岷和我就可以照原定的计划到维也纳去念书。”

  “丁哥,我竟然会这么想,实在是太天真了。就像我的史丹洛叔叔,他是我父亲的弟弟,也是波兰骑兵队里的一名上枚。我最喜欢这个叔叔,他充满活力,笑声开朗,无知的热爱波兰——好像波兰立国那么多年来,从没有被鲁普士人、奥地利人或俄国人统治过,而是和法国或英国一样的和平。

  他到克瑞科来看我们时,总是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一脸络腮胡,高谈阔论,谈笑风生,说德国人要是想攻打波兰,就会得到很好的教训。我父亲对我叔叔还是很好,不理会他的说法,但卡西岷是个直接了当、具有逻辑观念的人,总会和史丹洛叔叔争辩,问他当德军开着坦克入侵时,波兰有多少可用之兵。我叔叔会说,地势才是最重要的,波兰骑兵熟知地形,德军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会全军覆没。你知道这个争论的结局——一场大灾难,在三天之内。哦,那一切都是愚蠢、英勇而又徒然的。那些士兵和那些马匹!而且很可悲,丁哥,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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