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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这支大军在他们身后,已经启程,正争先恐后准备出来,所有这些被掠夺得一干二净、在战争中还遭到踩踏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邮包,官府的批准书和旅费。这是数量惊人的一大群人,他们被凶杀的手段所惊扰,心惊胆战地想逃避希特勒燃放的这场森林大火。他们在欧洲所有的边境,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挤满了所有的监狱。这是一个遭到驱逐的民族,人家不允许他们成为民族。可他们的确是一个民族,两千年来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用不着再到处流浪,能感觉到在他们休憩时,脚下有一片土地,寂静的,和平的土地。

  但是这部二十世纪的犹太悲剧最可悲的是,他们受苦受难,却看不出这悲剧有什么意义,自己有什么罪过。所有在中世纪被驱逐的人,今天被驱逐的犹太人的远祖和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什么受苦受难: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法律。他们还拥有对自己上帝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作为自己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已失去这护身符,这些犹太人的祖先生活和受苦,怀着骄傲的妄想,身为创世主的遗民注定了要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去完成特殊的使命。

  《圣经》中预言性的话语对他们是号令和法律,若把他们扔到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上去,他们会把他们神圣的《圣经》压在胸上,通过这内在的火焰就不会感到杀人的凶焰如此炽热。把他们从各个国家赶出去,他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故乡,他们在上帝心里的故乡,任何一种世上的权力,任何皇帝,任何国王,任何宗教法庭都无法把他们从中赶走。只要宗教还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还是一个集体;若把他们赶走,驱逐出去,他们就为自己的罪过赎罪,因为他们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宗教和习俗,把自己孤立起来,自别于世上其他的民族。

  而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再是个集体。他们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觉得身为犹太人与其说是个骄傲,毋宁说是个负担。他们也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使命。他们在背离他们从前圣书所规定的命令的情况下生活,不再想要他们古老的共同的语言。融入他们四周的那些民族之中,和他们融成一片,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追求,只希望得到和平,不受任何迫害,在永恒的逃亡中能够休憩。所以一部分人不再理解另一部分人,他们已融入其他民族,更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早已不是犹太人。

  现在,人家把他们大家又扔在一起,就像街上的垃圾扫在一块儿,来自他们柏林豪宅的银行行长,来自东正教教区的教堂仆役,巴黎的哲学教授们,罗马尼亚的出租马车的车夫,尸体洗涤师和诺贝尔奖金得主,音乐会上的女歌手们和葬礼上雇来哭丧的妇女们,作家和酿酒工人,有产业的人和没有产业的人,伟大的人物和渺小的人物,虔信的人和开化的人,放高利贷者和智者,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业已同化者,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西班牙、葡萄牙和东方犹太人,虔信的和非虔信的犹太人,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帮惊惶失措的人,他们是那些受了洗礼的犹太人和父母亲当中一半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自以为早已逃离这种诅咒,——几百年来,这些犹太人早已不再感到彼此之间有什么共同性,现在第一次又把一种共同性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逃离埃及之后一再遭遇到的被驱逐的共同命运。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落在他们身上,一而再地总是落在他们身上?这种无谓的迫害,原因何在?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把他们从所有的国家赶走,却不给他们一个国家;人们说:别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却不跟他们说,叫他们生活在哪里;人们说他们有罪,却拒绝给他们任何手段来赎罪。

  于是这些犹太人在逃亡途中睁着火烧火燎的眼睛面面相觑:为什么该我倒霉?为什么该你倒霉?为什么该我和你倒霉?谁也不知道答案。即便是弗洛伊德,这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我在那些日子里和他交谈多次,他也不知道这种荒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出路。但是也许犹太民族的最终意义就在于通过它那谜样的经久不败的生存,一而再地重复约伯[18]向上帝提出的永恒的问题,以便他们在世上的生存不致完全被遗忘。

  人生中,早已被人以为业已死灭,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状、同样的模样又向我们走来,再也没有比这更阴森可怕的了。1939年夏天来到,慕尼黑连同它那短命的妄想“为我们时代求得的和平”早已过去。希特勒早已背信弃义地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把它据为己有。默麦尔[19]已被占领。被人为地弄得暴跳如雷的德国媒体要求占领但泽[20]和波兰走廊。英国不复轻信,痛苦的觉醒笼罩全国。即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单凭本能憎恶战争,也开始表现出激烈的气愤。

  平时如此内敛的英国人也向我打招呼,照看我们宽敞的公寓房间的门房,开电梯的司机,打扫我们房间的女佣,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每个人都还记得一点,那不可否认的公开的事情,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为了拯救和平,哪怕是这样亲切友好的迁就态度都还没有打动希特勒。在英国议会里人们突然听见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到处都感觉到在准备(或者实际上是反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再一次升起显眼的阻拦气球[21]——现在看上去还像灰色的儿童游戏气球——在伦敦上空飘浮,又一次挖掘防空洞,分给居民的防毒面具经过仔细的检查。形势又和一年前那样紧张,也许更加紧张。因为这一次站在政府背后的不再是天真的浑然不觉的民众,而是已经下定决心、满腔愤怒的民众。

  我在那几个月离开伦敦,搬到乡下,隐居在巴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觉到,人们对于世事是如此的无可奈何。一边是个清醒的、会思维的人,远离一切政治事件,独自工作,献身给自己的工作,寂静地顽强地致力于把他的岁月融入他的作品之中。另一边是在不知什么地方,在世人看不见的地方,另外有十几个人,大家都不认识,从来都没见过,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在巴黎的奥尔赛码头,在罗马的威尼斯宫,在伦敦的唐宁街[22],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迄今为止证明自己具有特殊的聪明才智或者机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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